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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 葛红兵还能再肉麻一点么？顺手挑错好像很少写关于当代文学的事儿，今天写写葛红兵。
偶尔读到葛红兵的海外日记，贴出几段奇文共欣赏：
1。坐火车的时候，我按照中国的习惯把大件行李也带进了车厢，一位老太太惊讶地望着我，但是，没有说话。我感觉到了她的目光，稍稍后，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所有的人都把大行李放在了车门边上的行李区，那个行李区在车门边上，任何人上下车都可以随手拿取行李，而且，那里是单独的一个隔区。如果你坐在车厢里，那里是你视线的死角，按照中国人的理解，那里是非常不安全的。我进车厢的时候，看到前面的人都把大件行李放在那里，然后只是提着随身包进车厢，这和中国人坐火车，行李随身的习惯完全不一样，我习惯性地把那里看成是不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入乡随俗，火车开动后，我还是把行李搬到了那个行李区里，我的这个举动，也得到了那位老太太目光的赞许，她看我的眼神明显和蔼起来。这样的行李区，我在英国旅行的时候经常看到。一次我乘船渡海，渡轮上，安排给乘客的行李区竟然是船舱入口处的一排开放的行李架，你进入船舱以后根本无法照看那些行李。
这样的旅行多了，我才渐渐地适应过来，也许在英国，根本就没有人会对别人的行李动心，你不用看着你的行李，它们在那里，它们是安全的――这是在英国旅行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而国内的情况恰好相反：我们的乘警总是提醒你，行李不要离开视线，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满是小偷。现在，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人和人之间到处弥漫着互不信任的气息，家家户户都装上了防盗门、防盗窗，在大街上走，你感觉两边的住宅有点像牢房而不是民居。 2。除了这些感想以外，我在海外生活的时候，还拍了很多照片，比如有一张英国伦敦国王十字地铁站的照片，正好也是去年7月在那里拍的，没有想到这里一年以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恐怖爆炸，当时只是感到这里的秩序井然，数层楼的中转站没有一点人声鼎沸的感觉，我的日记中还提到伦敦人对推婴儿车的人总是格外照顾，大家让婴儿车先走，然后静静地跟在后面，像是在婴儿车后面排队一样。没有人试图超越这个队伍。想到恐怖分子对一个这样和蔼的民族，下这样的毒手，实在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3。今年看奥运，我主要是在英国看的；也许我可以谈谈对待奥运问题上，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不同。首先是奥运气氛，老实说，在英国几乎感觉不到那种中国式的对竞技体育的狂热，英国人很喜欢运动，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有运动的习惯，而且英国的大众运动设备非常多，也非常好。奥运会开幕前，我就到了英国南部的怀特岛，这是一个英国度假圣地，来此地的大多是英国国内度假客，我住SHANKIN附近的一家海滨宾馆，这是一家小型的只有7个房间的家庭式宾馆，每天晚上，这里的住客就会聚集在宾馆的小酒吧里聊天，打康乐球，看电视，气氛非常家庭化。住客，加上酒吧服务员大卫和他的一只狗，一坐就是一个晚上，很温馨，其中有一对夫妇，已经连续13年来这家宾馆度假，另有两对已经连续5年来这里，他们三家总是在一起活动。 4。每天早晨，你靠在阁楼的窗口，看见那些起起落落的鸽子，还有不知名的鸟，他们似乎像你一样，来自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比你自由，不要办护照和签证，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是他们的国土，地球上所有的天空都是他们的家园。但是，地上的人类却被分割在各种各样的国家里，有的发达，有的落后，有的自由，有的专制。在这各种各样的国境线的背后，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隔阂的背后，在各种各样的嫉恨与仇视的背后，你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很大的勇气，才能跨越那些人为的藩篱。 还有就是语言。你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你的母语在这个世界上却不是主导性语言。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最重要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献是用英语写成的，相比较起来，你的母语只不过是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方言”。你操持着这种方言，在大喊大叫，但是没有人听得懂，方言可以说出真理，但是，能有多少人听得懂你的方言呢？这是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你必须很有耐心，去对待那些语言障碍，去理解和你同样的人类，为什么他们用另一种语言思考的时候，就那么值得你跨越千山万水。 突然想到，你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地方看亚洲杯的事情，欧洲杯在你的国家是极其热的，你的许多朋友，甚至你有一个同事，就是欧洲杯的铁杆球迷，他是文学教授，但是，却专门为欧洲杯写了一本书。可是，你在英国，在剑桥，你竟然找不到地方看亚洲杯，电视里根本没有亚洲杯的报道，也没有转播。你也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的国家也在这个地球上，你的国家的人口是那么庞大，地域是那么广，可是，在地球的另一端，在欧洲，关于亚洲的一切，似乎根本没有人关心。为什么呢？你的语言是方言，和你有关的事情，是方言里的事情吧。 最后是时间，你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来到这里，在某个必然的时候，你又要离开这里，对你个人来说，这一切可能很有意义，可是对于剑桥来说，你的到来和离去是有意义的吗？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你和剑桥是多么不对等，它在这里，数百年来一直在这里，但是，它的时间却走在你的前面，你似乎在时间上落后于它，你是后来者，根本无力和它并驾齐驱。 这是时间的辩证法，任何一个从东方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辩证法的。 一个世纪之前，你的前辈们也来过这里，他们看到了这里的时间比你的国家的时钟整整快了数百年，隔着一个工业革命、一个宪政改革。你统计了一下，单单是文学界，就有这样一些人：Chen Yuan，Edinburgh University，London University（陈源，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1912年）；Ding Xilin，Birmingham University（丁西林，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1912年）；Xu Zhimo，Cambridge University（徐志摩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20年）；Xu Dishan，Oxford University（许地山，牛津大学，1924年）；Lao She，London University（老舍，伦敦大学东方学院，1924年）；Zhu Guangqian，Edinburgh University，London University（朱光潜，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1925年）；Liu Bannong，London University（刘半农，伦敦大学，1926年代）;Zheng Zhenduo（郑振铎，1927年，英国游学）；Zhu Ziqing（朱自清，伦敦，1931年）；Qian Zhongshu, Cambrige University（钱钟书，剑桥大学英文系，1933年）；Wang Tongzhao,Cambrige University（王统照，1934年，在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半年）；Xiao Qian, Cambrige University（肖乾，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1941年）；Zhang Ailing ,Cambrige（张爱玲，剑桥，雷德克里英女校住校作家，1960年代）。现在，你再次踏着先人的足迹来到这里，你依然感到了这种时间上的差距。 其实每个人都会土，哪怕在自己的本行领域也不例外，所以我不打算嘲笑葛红兵的土，顺便攒点人品。至于其肉麻，从以上摘录的几段文字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不得不感叹，一个连标准汉语都说不干净的人竟然可以当理论家和批评家，咱们中学语文教育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以下是摆事实说话，给葛红兵挑挑错，在这个意义上，对他的待遇和对余世存是一样的。 1。请葛红兵坐坐广州到深圳的火车，并不很贵，70元，他就不会那么惊讶和赞叹于英国人的高素质了，这起码对广州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要是英国列车的空间宽裕到每个人一个包厢，我就不信他们还会放在门口。我以为这是基本的人情，葛红兵不应该假装不懂得。 2。 “想到恐怖分子对一个这样和蔼的民族，下这样的毒手，实在心里是非常难过的。”这句话有三个问题：第一，断句不恰当，“实在心理是非常难过的”这种句子除了肉麻外还有攀附之嫌；第二，葛红兵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用和蔼来形容英国人的人；第三，不知道“民族”指得是谁，仔细想想会觉得很可笑。 3。葛红兵先生大概不看报纸也不坐地铁（特别是周末被阿森纳球迷统治的Piccadily线）。所以他会得出“在英国感受不到对竞技体育的狂热”这个结论，要是翻译过来被英国人看到，估计是要跟葛红兵先生理论的。至于奥运会，还是很简单，因为英国人并不太强，这跟中国人很少对马术感兴趣一样。再说一次，基本的人情，葛红兵不应该假装不懂得。年纪不小了还装单纯，在我看来是迹近无耻了。 4。这段要大书特书一下，有如下几个问题： *还是肉麻，我不是特别喜欢通篇以"你"开头的文章，尤其是男人写的感性文章，感觉有个糙汉翘起兰花指在戳我脑门。 *不知道把这些人的中文拼音列出来是什么意思，给我们复习拼音么？再说张爱玲肯定不会写自己是Zhang Ailing——她的名字本来就是小学的时候从Eileen改的，在这之前原名叫张瑛。 *还有一个一厢情愿笑掉大牙的地方，张爱玲没有来过剑桥，剑桥也没有一个叫雷德克里英的学校。彼Cambridge是美国麻省的Cambridge，雷德克里英女校叫做Radcliffe学院，附属于哈佛大学。当时张申请的是：Fellowship Grant for Independent Study，目的是翻译《海上花列传》，与驻校作家是两码事。我对张爱玲基本没有研究，不敢冒充张派专家，以上所说都能google出来。这不怪编辑，只能怪葛红兵自己太懒，也太好攀附。 *刘半农，陈源，老舍等人没有去过London University，他们去的是University Of London。这个错误我想编辑是有责任的。 此外，葛红兵做了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比如说： 例一：邱吉尔对名声有很强的抵抗力，当时，英国社会许多人都提议给他造一座铜像，以表彰他为英国作出的贡献，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不希望给鸟站在他肩膀上拉屎的机会。不过，英国人民还是没有忘记他，如今，他的铜像就和查理一世、林肯等著名人物一起，站在英国国会广场上。他是那种极少数的政治家之一：不仅仅是他的朋友，甚至是连他的对手都对他佩服有加。1963年，二战战败国日本，授予他荣誉公民的身份。 JD案：丘吉尔这句话很有名，但小时候看丘吉尔传记，我记得同样有名的一个故事是：有个年轻人问已经官运亨通的丘吉尔他成功的动力是什么，丘吉尔说：虚荣心，赤裸裸的虚荣心！这至少说明葛红兵所做的判断是不太负责任的，并没有多少根据便把话说满。当然，这也值得我自己警惕：我说葛红兵肉麻的时候，可能证据也不是太充分，或者葛红兵和别的一些人比起来已经不那么肉麻了，哈哈哈 例二：伦敦大学校区非常大，但是，它同样没有围墙，各种车辆可以在这里自由通行，伦敦大学的每一幢楼都是直接面对伦敦的，它没有躲在围墙的后面，世界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也是如此，我是傍晚的时候去那里听讲座的，我向一个路人问路，问他伦敦经济学院在哪里？那个路人告诉我，我已经走在伦敦经济学院里面了——他让我彻底明白了过来，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你是永远也找不到英国大学的大门的，英国的大学没有大门。后来我去朴茨茅斯看到朴茨茅斯大学也是如此。 JD案：伦敦大学，如果你把伦敦大学所有学院都看成是同一个学校的话，那实在太大了——但问题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认为。另外大学没有围墙，每一栋楼直接面对伦敦，所有车都可以随便进出这一点也是不确的。SOAS和UCL都有校门和围墙（SOAS的校门上有校徽，是一棵硕大的疑似西兰花的物体）没有见过外面的车在其中随意进出，单车倒是有。而且据说SOAS是某种类似于皇家学院的物体，就连警察进来都是要提前24小时申请的——因此SOAS酒吧里卖大麻很容易。 很累啊……都赖葛红兵。
文人多无聊，不如打飞机（上）读阮无名的《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年6月南强书局
查了一下，阮无名=阿英=钱杏邨，有方家说此书史味极浓，我觉得比章衣萍的高明不到哪儿去……但有个好玩的系列报道，大致复述如下：
1925年底的“闲话”风波里有徐志摩吹捧陈西滢一段。后者发表了两篇谈法朗士的“闲话”文章，前者便吹捧说：“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名词，不是有学问的意思，是认真学习的意思。”，遂引发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一场笔战，其中陈西滢被翻出说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样的话，又因其在闲话里讽刺“某籍某系”，结果被周氏兄弟联手拍死。
与此同时，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刘半农也在语丝上和陈西滢算旧账，不巧也是和陈西滢被吹捧有关（当然这个版本的吹捧更露骨），回合没有“闲话”那么多，但更调皮好玩，在网上找到全文，如下：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后来可渐渐感觉到我的谬误了。一九二○年在伦敦，就听见有人说，我们监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国的司各德还好（注意这不是卖鱼肝油的，乃是英国第一个历史小说家Walter scott）。接着是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接着是又听说我们中国，连Wilde也有了，Johnson也有了，Tagore也有了，什么也有了什么也有了……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当初何以如此胡涂，把中国人看得半钱不值。 最近，可又听说我们北京同事中，出了一个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学教授（附注）陈源先生，即署名西滢的便是。 陈先生的英文，据说比Dickens更好。同时他还兼了三个法国差使，他既是Voltaire，又是Zola，更是France。 这等的话，都是见于经典的，并不是我信口胡诌。我现在对于陈先生，欢喜赞叹之余，敬谨把他介绍于《语丝》的六千个读者；这件事，亦许是亵渎了陈先生，因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陈先生的人：至少总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国文学史，没有看见陈先生的名字。这些编文学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陈先生不但应在英国文学史有地位而已，他既是Dickens- Voltaire-Zola-France四个人的合体，那便是无论那一种世界通史中都应该大书特书的，然而我竟孤陋寡闻，没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说，法国Institut面前，至少也该把他们贵法国的Voltaire-Zola-France的合体，大大的造起一座铜像来，然而我离开法国时，好像还没有看见，许是还没有完工，然而那班Institut的老头儿，可真是胡涂到万分以上了。再退一万步，H.G.Wells的那部《通史大纲》好像也没有陈先生的名字。这真是有些古怪了。 Wells是陈先生的好朋友。我记的有一次他写信与陈先生，不写Dear Mr.Chen而写Dear Chen，陈先生便高兴的浑身搔不着痒处，将原信遍示友朋。无如Wells竟胡涂到万万分，著书时把个极重要的人物，而同时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竟轻轻地忘去了。好像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历史家说Wells不配做历史书，因为他将许多的史事弄错了。我不是历史家，不能评判这些评论对不对。现在就这件事上看起来，却要说Wells的挨骂，真是活该。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我除痛骂这班历史家瞎眼而外，更无别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这一件事。先，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人替我们中国绷绷场面，你还不赶紧添设“陈源教授之研究”一科么？ （注）“北京大学教授”六字，就当译作“A teacher of the Pecking national university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r ”，这是一九二○年三月某日，陈源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上伦敦桥畔说的。 此文后附有一个列表，拉了不少人陪绑……手动输入如下，很累啊…………
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
（参观刘博士本文） 地：东安市场太和春饭馆楼上
时： 民国十五年元月十七日晚八时五十五分， 编者：爱管闲事
*凡“公拟”者即大家在东安市场某某楼上酒醉饭饱以后读刘君文时所公拟
人名 （对应）-------------------------出处及典故
Scott （卖鳘鱼肝油公司伙计）-----------公拟，同名故
林肯 （徐树铮）------------------------公拟，同系被弑而死
卑士麦 （段祺瑞）----------------------公拟，同系主战
Dreyfus （章士钊）--------------------西滢拟，同受“主持公道”者（即左拉）的援助，《现代评论》第56期
Tennyso （闻一多）--------------------公拟，歌颂盘古，女娲，轩辕，项羽，仲尼的功德；提倡“国民文学”
Socrates （山东张神童）----------------公拟，著有五教合一，世界大同等论
Tagore (徐诗哲）-----------------------文士拟
Beardsley（凌叔华女士）----------------她描过他的画，所描的见去年十月晨报副刊
Volaire （陈 滢）------------------------志摩拟
France （陈西滢）----------------------志摩拟，见十五，一月十三日晨报副刊
Galaworthy （陈大悲）------------------译过他的戏剧
Pestalozz （耀翔）----------------------注重儿童教育如三字经之类
Goethe （郭沫若）----------------------自拟（？）
阿哥的English
Chrics Dickens
以上
---------------------------------------------------------------水平线
以下
刘半农 即 Something like a professor or a lectureer of the 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西滢拟，见本期刘博士文后小注
周作人，鲁迅，其他学匪，撷英饭店及太平湖饭店掌柜拟
JD案：其中Tennyso当为Tennyson，陈滢当为陈西滢，皆脱字之误。Chrics Dickens是Charles Dickens么？差得有点远……
其中看着不太眼熟的是山东张神童，是1928年在山东济宁创立天道教的张天然同学，后改称一贯道，大家google便可
陈西滢见此文后脸上有点挂不住，写信给刘半农讨个说法，又被刘半农大耍流氓，有点累，过两天再抄出来。
PS:谁对伤痕文学比较有研究的，请与我联系，今天被要求写一篇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后文学与中国伤痕文学的比较文章…………
NME cool list 2006出炉Beth Ditto排第一，大热姿态成为全年至型rock友。附照并举行关于其体重的竞猜活动。可惜找不到报纸上那张蓝色塑胶紧身衣look。
以下是full list，Jarvis Cocker第四，还不错，这次Beth Ditto排第一正好应了Jarvis的那句话：Cunt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Pete Doherty居然还是榜上有名，还有Keith Richard…………好像我是中文网络中第一个发布这个list的人？这个沙发够舒服。
NME Cool List
1 Beth Ditto (The Gossip) 2 Faris Rotter (The Horrors) 3 Lily Allen 4 Jarvis Cocker 5 Karen O (Yeah Yeah Yeahs) 6 Kieren Webster (The View) 7 Kate Jackson (The Long Blondes) 8 Gerard Way (My Chemical Romance) 9 Thom Yorke (Radiohead) 10 Lovefoxxx (CSS) 11 Paul Simonon (The Good, The Bad & The Queen) 12 Liam Gallagher (Oasis) 13 Jamie Reynolds (Klaxons) 14 The House Of Lords (The Young Knives) 15 Tahita Bulmer (New Young Pony Club) 16 Cee-Lo (Gnarls Barkley) 17 Ryan Ross (Panic! At The Disco) 18 Carl Barat (Dirty Pretty Things) 19 Jack White (The White Stripes/The Raconteurs) 20 Jamie Frost (The Automatic) 21 Serge Pizzorno (Kasabian) 22 Eugene Hutz (Gogol Bordello) 23 Albert Hammond Jr (The Strokes) 24 Meg White (The White Stripes) 25 Jay-Z 26 Keith Richards (The Rolling Stones) 27 Matt Bellamy (Muse) 28 Pete Doherty (Babyshambles) 29 Brandon Flowers (The Killers) 30 Statik 31 Richard Hawley 32 Alex Turner (Arctic Monkeys) 33 Vincent Vincent (Vincent Vincent & The Villains) 34 Lupe Fiasco 35 Alexis Taylor (Hot Chip) 36 Mike Patton 37 Jamie Williams (Tilly & The Wall) 38 Bobby Gillespie (Primal Scream) 39 Mike Skinner (The Streets) 40 Ali Love 41 Tunde Adebimpe (TV On The Radio) 42 Mince (The Fratellis) 43 Devendra Banhart 44 Sam Duckworth (Get Cape. Wear Cape. Fly) 45 Victoria Bergman (Ex-The Concretes) 46 Jackie McKeown (1990s) 47 George Barnett (These New Puritans) 48 Cat Power 49 Thorunn Antonia (Fields) 50 Amy Winehouse 小报小书小段子，小妞小曲小电影这14个字概括了我最近的生活，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抄章衣萍《秋风集》（此书不常见）中所录八卦，先抄个比韩寒更寒的：
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到北京之前一日，钱玄同先生到沙滩北京大学的一小饭馆里去吃晚饭，饭店里的一个伙计对他说：“先生，明天北京城要不得了了！你知道吗？”玄同先生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这个活计悄悄地说：“听说孙文明天要来了！”
冷吗？我觉得都快可以作冰研社教材了。
但除此以外还是颇有些好玩的段子（我觉得章衣萍是个不太幽默的人，虽然段子本身好玩，但说出来总不是那个味道），为了抄下来我推迟了两天还书……一字不漏抄录如下
* 江亢虎幼时，善吃乳，请来一个乳妈，他张开嘴来一吮，乳就没有了，接连换了五六个乳妈，乳总是不够吃。于是，江的家人乃替他取了这个“亢虎”做他的名字。JD案：江亢虎博士是最早一批鼓吹社会主义的人物，中国社会党的党魁，后晚节不保，毁誉参半。
*夏丏尊先生，是个很有趣味的人。他做了很多年的教员，讨厌极了，曾作了这样一副对子：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
又，他住在白马湖时，门上贴了他自己做的对子：青山绕湖，白眼看人。JD案：20年代初，经亨颐得上海滩富商陈春澜资助，在上虞白马湖创立春晖中学。又聘请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为教员。
*苏曼殊善画，有一次，一个俗人拿了一张大纸来请他画，这纸很坏，苏曼殊当然不愿意，后来那俗人吵不过，他只得画了。他在这张大纸的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那俗人看了，以为有意同她开玩笑，很不愿意。苏曼殊不慌不忙地画了一条绳子，一头连在小船的头上，一头牵在小人的手里。于是，变成了一幅绝妙画图了。
*十年前，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寄了一册送给章太炎先生。封面上面写着“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为用新诗句读符号。所以“太炎”两字的旁边打了一根黑线——人名符号。章先生拿书一看，大生其气，说：“胡适之是什么东西！敢在我的名字旁边打黑线！”后来，看到下面写着“胡适敬赠”，“胡适”两字的旁边也打了一根黑线，于是说：“罢了，这也算是抵消了！”
*马一浮一日谓人曰：君知当年寄居杭州萧寺时，有一人能背诵杜诗全集而不遗一字者乎？此人即今日之陈独秀是也。
*罗新潮命重京师时，心爱老校长的女儿，不知道“是爱情还是苦痛”。没奈何，跑到老校长家里去，恭而敬之地对老校长说：“学生有事，愿就教焉。”校长曰：“何事。”罗新潮曰：“婚姻之事。”校长谓然有感曰：“余老矣，不能婚姻矣……”于是罗新潮嗒然而返。JD案：罗新潮，想是罗家伦因办《新潮》杂志而得的江湖称号。
抄书真是锻炼身体。
《秋风集》，衣萍著，1936年上海复兴书局1版2刷
这本书上一次被借出是在1980年
11月19日 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 ××同志并×主席：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举国欢腾， 我也特别高兴。在批判他们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的时候牵涉到三十年代的问题。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材料，现送上，供中央参考。 我这个材料是经过了一番内心矛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在三十年代所犯错误的批评是必要的，有益的，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的影响下，有某些批评也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我早想向中央反映。但一想，中央刚清除了“四人帮”，工作千头万绪，在这种时候不应拿这些事情来干扰中央。但又一想，“两个口号”的问题牵涉到文艺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不只牵涉我个人，还牵涉到许多其他同志。历史上的错误应该批判，但应该忠实于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来评论。我相信，华主席和党中央公正英明，定能洞察一切。我向中央写了这个材料。由 于年代悠久，我可能有记错的地方。 我有十年多没有过组织生活了，由于我的结论，中央没有正式批准，我现在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我的认识落后于形势，难免有错误，请中央给我批评、指正。 怀着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敬仰，谨致最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周扬 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问题 三十年代，我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历史上所犯的这一路线错误进行了批判，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也历次作过检讨。但是由于“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和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曾有过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说法不适当的地方。为了供党中央了解这一历史争论的真实情况，我现在就记忆所及和我现在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将事实经过和我的一些看法作一简单说明。 (一) “国防文学”口号是在我主持“文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化委员会”简称)工作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一年的时间里，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按照当时我所能看到的“共产国际”文件和我党“八一宣言” 的精神提出来的。 自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文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文委”书记阳翰笙、成员杜国庠、田汉等被捕。原“文委”成员中只剩下夏衍、钱亦石和我。“文委”就由我担任书记。“文委”和上级党委(自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局”转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就改归江苏省委领导)失去了联系。“文委”和所属各联盟，如 “左联”(“左翼作家联盟”简称)等，一时处于涣散混乱的状态。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夏衍提出他留在上海有危险，须到外地暂避，钱亦石也提出他因有公开职业不便多参加党的活动。“文委”经董之学指示由我担任书记，随后又陆续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重新调整了“文委”及其所属各联盟的组织，继续坚持工作，保存了党的组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扩大了党的队伍。到一九三六年夏，我们和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文委”系统原有党员加上新发展的党员达一百人，为上海党组织残留党员最多的单位之一。这些党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党的重要干部，其中虽有坏的，但多数还是好的，有的并为革命英勇牺牲了。 从我担任“文委”书记到被撤消这个职务，约有一年多时间。在这段期间，“文委”，主要是我，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当时由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得不到党的指示，看不到党的文件。党内思想相当混乱，我自己也茫然如在黑夜行路，暗中摸索，苦闷得很。我们只有靠从上海租界上一家名叫“Zietgeist” (“时代精神”)的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德国书店去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和其它有关书刊来看，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南。一九三五年秋，我在一期“国际通讯”上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其中有季米特洛夫的总报告，也有王明的发言。不久，我又在巴黎出版的中文版“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中央的“八一宣言”。我们当时 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党的最高领导和最大权威，对它是无限信赖和崇敬的。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得到了这些文件，如获至宝，内心的兴奋真是无法形容呵。我马上在同志们中间进行翻译和传达。这次国际大会提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战略任务，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 倾错误的危害性。“八一宣言”上提出了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我由于封建家庭出身和所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入党以后就参加领导工作，脱离实际，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工作中也有过“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现在看到了这些批判“左”倾错误的文件，又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我们提 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先是周绍仪(即周立波)在“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苏联有以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文学”，说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国防文学”。这篇短文发表后，意外地得到了热烈的反映。我们深深感到“国防” 二字正适合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情，以及“国防文学”的口号对广大人民的动员力量。于是我们就把“国防文学”作为一个正式口号提出来，又相继提出了 “国防戏剧”、“救亡音乐”等等口号，在我们所控制和影响的报刊上大加宣传。“国防文学”等口号就很快传播开来，吸引了知识 界的注意。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件事情本身也还不算什么错误。“八一宣言”及党中央其它有关文件中都提出过成立“国防政府”的口号。毛主席一九三七年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到“国防教育”时也说：“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毛泽东选集》三二○ 页)。鲁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应该并存，并且指出：“‘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他认为，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总口号”之下，再提些如“国防文学”一类的“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鲁迅全集》第六卷四三六页和四七六页)。 我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事先也没有请示鲁迅先生，这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主要是在于从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宣传“国防文学”。有的文章甚至公开扬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滚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去。另一方面，我们在对“国防文学”的解释，特别是在对待“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关系上表现了浓厚的“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鲁迅认为“ 两个口号”应该“并存”，而我们却连“并存”也反对，一定要以“国防文学”为“正统”。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十分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错误。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在《文学界》第一期发表的《现阶段的文学》及其它有关文章中，就表现了这种错误倾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第一个提出来的。一九三六年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提出了这个口号。这时候“国防文学”的口号已经在知识界流行开来。胡风窃取这个口号，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在左翼内部制造分裂，达到他的政 治野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口号，正如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所说，“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我们对于这个口号本来应该采取欢迎和拥护的态度，而决不应该采取排斥和反对的态度。我们 却盲目地从宗派情绪出发，认为胡风提出这个口号是有意和“国防文学”相对抗，因而对这个口号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致当时上海文化界有不少人把这场斗争说成是“周扬派”和“胡风派”之争。直到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 胡风那篇文章是他请“胡风做的”，这时我们才停止了争论。 “两个口号”的争论，是三十年代文艺界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鲁迅遵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时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纠正和补救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对“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伟大，长期没有认识，曾在一些干部和党员中间散布了对鲁迅的不满，说什么鲁迅“不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说什么鲁迅“偏袒胡风”等等，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章中，对我们，特别是我个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当时文艺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一场大论战、大斗争。但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觉悟是很低的。我过去没有从两条路线斗争这个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也就没有能够正视和认识自己的错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经过整整三十年之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才第一次提出了“国防文学”这个问题，这时我才认真地从两条路线斗争上来考虑和检查这个问题。 (二) 不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问题上，并且在与之相联系的解散“左联”(“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简称)的问题上，也同样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苏联解散了“拉普”(“苏俄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简称)等所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团体，另行成立了“全苏维埃”名义的各种文学艺术组织，并对“拉普”所犯的“左”的宗派主义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在“左联”的工作中，也同样犯过“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曾受到过鲁迅的批评。一九三六年初，我们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下，照搬苏联当年解散“拉普”的经验，决定解散“左联”。事先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去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当时作为“左联”常驻莫斯科代表的萧三也有信给鲁迅，建议解散“左联”。鲁迅当初不赞成轻易解散这个具有光荣战斗历史的团体。他担心放弃“无产阶级文学”(当时也称“普罗文学”)的旗帜在政治上影响不好，担心左翼作家在未来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可能会被右翼所同化(用鲁迅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被人家统了去”)。当解散“左联”已成定局时，鲁迅曾建议应当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我们没有很好地听取和尊重鲁迅的意见，就轻率地把“左联”解散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扩大文化界的抗日力量，解散“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并以原有党员骨干作核心另外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文艺和文化组织，这本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对解散“左联”等团体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放弃 “左翼文学”的口号在政治上的害处，没有在党员干部中做好思想工作，也没有公开发表声明，唯恐这种声明影响未来的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的合法存在。这都是错误的。 (三) “两个口号”争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其中却也夹杂着宗派斗争。一九三二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 “文委”成员之一，我们两人之间因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一九三三年，冯离开上海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经过长征，于一九三六年又由陕北秘密地来到上海。他是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来到上海的。我因长时间和中央失去了联系，骤然听到中央来人了，真是比什么都高兴。冯雪峰到达上海后，先从鲁迅先生那里了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向鲁迅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并协助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些都是对的，也是有功的。他的错误是，他在处理党内问题和对待胡风问题上完全没有原则。但是，冯雪峰在我把上海“文委”系统的全体党员名单转交给他之后，他仍避免和我见面，并对我隐瞒他已来上海的事实，不向“文委”党组织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对于我们在“国防文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也不及时地向我们提醒或在党内正式批评。那时他被胡风蒙蔽和欺骗。他让胡风窃取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正确口号来作为他个人进行宗派分裂活动的资本，冯雪峰是有责任的。由于我和冯雪峰过去相互之间有过宗派成见，因此我把这看成是冯雪峰对我个人的宗派打击。关于“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冯雪峰从未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我到了延安，冯雪峰却拒不回延安，在上海擅自脱离党跑回他的故乡浙江去了，致使“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整整三十年之久没有得到正式结论。我自己当时没有主动地向中央作报告和检讨，这是错误的。但同时，冯雪峰作为党中央派到上海来领导我们的一个负责同志，脱党回家，没有去延安，把“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向党中央交代清楚，也是错误的。 全国解放后，冯雪峰因参加了丁玲反党集团，在一九五七年一度划为右派。他已于今春去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听说他对自己在三十年代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他的错误最后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和胡风是有区别的。 在“两个口号”争论中，胡风起了破坏和干扰的作用。三十年代胡风隐瞒他的反革命历史，钻进左翼文化队伍，爬上了“左联”秘书长的职位。我们根据一些可疑的情况，曾怀疑他和国民党有关系。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也就是所谓“四条汉子”)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是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提请他的注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鲁迅就不相信我们的话，而且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和反感(参看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的问题，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五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彻底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查清了他的反革命历史。原来他早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成了叛徒，并先后在国民党湖北和江西省党部为蒋介石效劳，卖力地大写“剿共”文章。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鲁迅生前没有能够识别胡风，这是并不足怪的，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轻信我们的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两个口号”的争论中，胡风为了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特别是我的路线错误和宗派情绪，进行了挑拨，制造了混乱，损害了革命的利益，这是实在令人痛心的。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关于评论“两个口号”的文章给了我很大教育，但在“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的影响下，有些文章或注释中也有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这种情况甚至最近也还没有能够完全避免。例如，把“国防文学”笼统地称之为“反动的口号”(《江青三十年代的三次反革命表演》、《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提倡“国防文学”有错误，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个“反动的口号”。鲁迅批评过这个口号“有缺陷”，但从来 没有说过它是“反动的”。鲁迅对这个口号采取了有分析的态度，既批判它的缺点，又承认它的好处。又如，不加分析地、无根据地把“四条汉子”都当作“坏人”的代名词，甚至都说成是“叛徒特务”(《一曲感人的中日人民友谊之歌》。见《鲁迅佚文辑》 二七九页，一九七六年版。)那时我们尽管有缺点、错误，但总还不能说是坏人。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四人去见鲁迅，是代表“文委”党组织去的，当时我们都是党在文化方面的负责干部。一九三五年，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叛变，所谓 “四条汉子”就起了分化。我没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在他们被捕后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工作岗位，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的许多党员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变节了，说他们是叛徒自然是可以的；但在他们被捕叛变 后，我就和他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路了。抗战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了阳翰笙、田汉的党籍。全国解放后，我主持文化部的工作，夏衍以及田汉、阳翰笙等都在文化部门担任了比较负责的职务。阳翰笙、田汉，以及夏衍都是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人 ，入党和从事文艺活动的历史都比我早。我和他们在三十年代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后来我长期在解放区工作，而他们一直都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彼此的情况很不相同。解放后我和他们虽同在文化部门工作，但除了工作关系外，没有什么私人来往，更没有搞 过什么宗派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原中宣部对阳翰笙、田汉的历史问题作了自首变节的结论。无论怎样，是不能把我和自首变节的人相提并论的。 再如，把三十年代敌人，包括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对鲁迅的造谣、污蔑和诽谤和革命队伍中犯错误的人对鲁迅的攻击混淆起来，这种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不容易分清的，但经过了四十多年，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而且应当分清楚了。如说，一九三六年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是我“指使”的(《致徐懋庸》注释二，《鲁迅佚文辑》五五三页)。徐懋庸曾经在我领导下担任过“ 左联”的负责工作，他的信中反映了我的一些观点，但他写这封信不但不是我“指使” 的，而且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鲁迅答徐懋庸信发表后我才发觉，我去批评了他，他当时还不服气地说，我又不是党员，不受你们约束。最近报上发表的张春桥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笔名发表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那篇短文，也被说成是我所“指使”的，甚 至说那篇文章中所讲的“有人”就是指“周扬他们”，还说什么张春桥曾经“奉周扬之命奔走效劳”(《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狄克——大纛荫下的魔鬼》，见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和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张春桥在三十年代只是“左联”的一 个普通盟员。据我的记忆，有一次他和几个青年在一起，见过我一面，没有谈过什么话。我从没有给他什么“命令”，更没有要他为我“效劳”。“狄克”这个笔名也是“四人帮”被揭发后我才第一次听到。不久前印发的一份供大批判用的内部材料中竟然把我 和张春桥说成是“一丘之貉”。这样把我归在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四人帮”一类，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完全混淆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过去“四人帮 ”长期控制舆论工具，故意混淆视听，歪曲事实真相，不可能实事求是。现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正从各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发扬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我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写了这份材料供中央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中央批评指示。 11月14日 Going Underground伦敦地铁为什么叫The Tube，这个问题我曾问过不少伦敦人，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根据Wiki，那是因为地铁轨道的横切面是圆形，看起来就像一条管子，所以叫Tube。这大概说得过去，但另一个问题是，那别的地方的地铁轨道也有不少是圆形的，为什么他们不叫Tube？这时候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他们说，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这个叫法申请了专利保护。并不是很多人知道，把地下交通系统叫Tube的，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至少三藩市湾（San Francisco Bay）就有一种叫Transbay Tube的海底交通系统。 地铁里禁止的东西不少，比如从1984年试行禁烟并在1987年永久禁止，比如在地铁里，用于私人用途的拍照是允许的，但使用三脚架或者闪光灯在理论上是禁止的：因为前者会阻碍人流，后者会潜在地影响司机驾驶以及火警探测器。再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在各个大地铁站（如Leicester Square）的卖艺人（Busker），直到几年前还是非法的。从2003年开始，在12个地铁站才有限度开放给卖艺人表演。 当然，和国内不一样，在伦敦地铁站卖艺需要申请资格证，在此过程中会有专家试听其演出，确保演出质量能愉悦公众。据闻这项资格证非常热门，目前每周有近400名街头艺术家提供超过3000小时的演出。读者诸君见笑，笔者在北京读书时也曾在白石桥天桥上与朋友卖艺不卖身，持续时间两小时，收入8元钱（主要来自善良的高中小姑娘），平均每人一瓶燕京啤酒。不知伦敦的卖艺者收入如何？曾见对一名常驻South Kensington站的卖艺人的访问，称其一个小时收入可达40磅——无他，因为Royal Albert Hall和皇家音乐学院就在此站附近，往来音乐爱好者比例比别处高不少，收入自然可观。据另一项统计表明，在全欧洲对街头艺人的友善程度（这自然是通过放下的数额衡量），并不以慷慨著称的英国人居然名列第三，倒是令我略有些惊讶。 说到地铁和音乐的关系，70年代末，帅冠英伦的三人毛躁Mod乐队Jam曾经有一首名为Going Underground的名曲，节奏急促，上气不接下气地抒发冷战时代青年朋友们的失落之情——怎么在我印象中英国人总是没完没了地失落呢？后来此曲被好事者Adam Kay与Suman Biswas“恶搞”成一个更著名的版本：London Underground，对伦敦地铁（及其员工）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其中有几句歌词（洁本）摘抄如下： All they say is "Please mind the doors", You roast to death in the boiling heat, （附送一个根据此曲制作的Video，http://www.backingblair.co.uk/london%5Funderground/） 来英两月，还未对伦敦地铁培养出如此复杂的爱恨情仇，然而对车厢里的不适确实颇有感触。笔者住处离地铁站只需步行30秒，每天需在车厢里度过至少一个小时，很快便发现自己的生活掉进了一个怪圈，其恶性循环示意图如下：地铁上太闷热导致脱水缺氧，脱水缺氧导致昏昏欲睡并终于睡着，睡着导致着凉感冒，感冒导致呼吸不适并全身发冷，全身发冷导致晚上睡眠质量极低，睡眠质量低和呼吸不适导致第二天再次昏昏欲睡......周而复始无穷尽也。
11月11日 英国共产党最近的新闻最近有个新闻，值得说说。
话说本世纪初有一个做鞋的商人，做鞋做到小宇宙爆发，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艺术收藏家，他的名字叫Alfred Hess。Hess先生1931年逝世，之后刚好赶上二战，其家族收藏的4000多幅名画被纳粹借去支援精神文明建设，从此散落四方。Hess的藏品偏重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包括Pechstein, Schmidt-Rottluff, Heckel和Kirchner等人的作品（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都是google告诉我的），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据说就是Kirchner的Berliner Strassenszene，大概是柏林街景的意思，见附图，我觉得有点像时装设计图……
前段时间，佳士得准备拍卖这幅画的时候，有个伦敦女人Anita Halpin跳了出来（据说是被律师怂恿的），以Hess家族的唯一后人身份，索回这批画的所有权。官司打赢了，这幅画也拍出了两千多万英镑的高价，Anita Halpin因此成为了今日城中热门话题之一。本来，英国人虽然抠门，但一笔横财也不至于那么眼红，但这位Anita Halpin的公开身份是英国共产党党魁（chair,不知道该叫什么，他们好像不设书记），于是小报们——当然，这是因为我只看小报——就开始议论了，酸溜溜地等着看马克思主义和巨款的灵欲交战。
最让人心酸的是，根据小报的计算，如果按照目前英共的预算，光凭这幅画的收入就可以养活整个英共两百年……我考，难道英共真的那么弱小么……不过当我看到下面的照片我也无奈了……
附图3，4是Kirchner的画
附图1，2是英共开会的场景，注意看观察在场的党员，完全是个老干活动中心……
英共的主页也比较猥琐，像个推销手机的网站 11月4日 看到一个讲座通知，怒不可遏座 谈： 十九世纪英国思想中对中国的看法
演讲人：台湾中央研究院 陈正国 博士 主持人：政府管理学院 李强教授 时间：2006年11月6日（周一） 下午15:00-17:00 地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廖凯原楼（北大东门往北100米）3244 陈正国先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台湾台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2002-)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合聘助理教授(2003-)、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2001-)
并为台湾文学办公室主持人、《新史学》编辑，发表过多篇论文。
汉学叫Sinology，中国研究叫Chinese Studies
鄙人不妨生造一个名词叫Sinologied Complex或者Chinese Studied Complex
也就是“被汉学情节”或者“被中国研究情节”
以前我以为作家才会这样，才会见到一个青年汉学家与会就让朋友把自己的作品赶紧寄来
或者见到一个汉学家的博士论文中以自己为个案，就以为自己作为一个派别从此进入文学史了
我总想起李亚伟<中文系>里面的名句：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 他大声喊：同学们 快撤，里面有现代派
不妨改成：同学们，快来，里面有汉学家！
类似上面的讲座我见得太多了
不明白现在做研究的人都这样，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别的国家怎么看自己
光这个题目就弄得大家以为中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思想里有多重要似的
你说如果整个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别的国家（当然是选择发达国家，不发达的他们理都不会理）怎么看自己
从什么角度什么体位来讲述或想象自己，跟个女人似的
有什么出息！
来这儿念书后发现，国内比较文学老批评英美中心主义
其实中国人比世界上所有地方都eurocentric
11月3日 新作两首动物世界 ——给P
仅仅十分钟，已从动物世界中脱身 摸出墨镜和变形的房门 踉踉跄跄，拌一地的羚羊挂角 正好顺手把你丢在暖气片上 “等回春了再见，既然无边无际” 心想不高级和不高明，总得选择一个吧……
冲向厨房的时候，我像在冲下一座塔 ——也许是因为，对你 我一直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座塔 尤其是当我们无话可说 而你摆出令人难堪的姿势……
重镇诗
你是孤单的飞鸟 来自海中的岛屿 ——范冰冰《飞鸟》
听说你将迁居重镇，我本该替你无关痛痒地高兴 如酒肉穿肠过，可是以前，以前 在牙膏一样的深夜（可深夜总是凉爽的！） 牛头裤和人字拖，像在广州呆了大半辈子 我记得你一路叼着牙签，有时夹在指间 从海淀赶往海甸，看摔酒瓶子 都知道你说话前喜欢迟疑两秒，那次却被我无礼 地截住话头，打饱嗝似的诳语 “生活的惊喜……”下文似行云流水 被统统抹去。有人大呼小叫，齐往湖边浑水摸鱼 刷洗一脸淤黑的少年气。我注意到 你的牙签，最终被谁精细地别在一张用过的餐巾纸上 敲定了整个夜晚的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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