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邵璞(复旦中文系79级)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借口
就是想去坐坐
那天大家说了很多、很多
尤其那位玻璃似的女同学
平时老像一股羞涩的风
匆匆地一闪而过
那天却像仲夏的雷阵雨
“哗啦啦，哗啦啦”一直下着
开始我们议论黑格尔
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来扯到“飞碟”一样的世界
最后终于谈到
一种种别扭又时时都有的感觉
紧张严肃，却不团结活泼的
学习和工作
底菜一样的周末
（后来作者改作：借书比读书更难的图书馆
老少给打菜的胖乎乎的服务员）
形形色色人的性格
萨特和弗洛依德
我们感觉有一大堆的为什么
那飘摆的长裙和瀑布般的长发
不是女同学的美吗
怎么像红色信号灯
男同学见了就要躲
不然大家就要议论他有点那个
我们常常一样夜不能寐
一样常常躲进盥洗室
把烦恼打在脏衣服上
一样天天忘不了对照巴掌大的小镜子
和路旁的窗户玻璃
不放过自己一根被风吹乱的头发 （按：这句后来被作者删去）
常常一样散步到深夜
可好不容易碰到目光
却暗暗回避，擦肩而过
我们是一双双像海一样的眼睛
需要世界注视，发现
我们也需要认识跑向世界的一切
我们能看透一本本历史书
怎么就识不破一个抽象的性别
等什么怕什么呢
两道深情的目光凝视在一起
又有什么不能理解
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
下一周我们还要去
我敢说我们纯洁
但那不像一块空白
不像一年级小学生的方格本
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
真的，即使没有苏小明
没有《大众电影》《大篷车》
我们也不会感觉时间像个包袱
像一大堆作业
我们开始珍惜每一分钟
热爱这独身的集体生活
因为它不再是一、两本书
二十几节课
朦朦胧胧地跟着读、背诵和默写
8月25日
纽约大学在曼哈顿的百老汇大街上，往北徒步二十分钟是第五大道，往南徒步二十分钟是华尔街。下午跑步锻炼身体，经常遇到游客打听帝国大厦怎么走，回答就是“请跟我来”，因为我跑步的起点是位于八街上的华盛顿广场，再以第五大道与三十四街交汇处的帝国大厦为转折点折返。住在曼哈顿这种地方，其实只能以阿甘那种自虐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即如同被狗撵着一般在大街上跑动不止。
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建于1930-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作为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之一，帝国大厦与同时开工的洛克菲勒中心为当时的几十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创造了“十天建十层”的摩天大楼建筑史上的神话，但建成之后帝国大厦却曾空置多年，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直到1933年好莱坞大片里的金刚被撵得爬上去又掉下来，帝国大厦管理者终于找到了媒体时代里新的生财之道。由于位于华尔街入口处的世贸中心大厦已在9·11中灰飞烟灭，帝国大厦依然是今天纽约的最高建筑，至今它已接待了一亿五千万游客爬上爬下，真不知道大家都争先恐后急着上去干什么。
当然，比建筑神话更神奇的事情，说出来只怕大家不信：好像事先接到了上帝、白宫或者拉登其中一个通风报信的秘密电话一般，世贸中心大厦的那位拥有者、超级大款Larry ASilverstein不早不晚，恰好是在9·11之前一个月，——给世贸中心上了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险，也就是说，三十五亿美元的巨额保单刚刚生效，这世贸中心就祸从天降般自我爆炸了。而与此同时，9·11发生前一天，美国航空股被大举抛售，交易量比头一天增加了十一倍，今天看来，甚至傻子也该在事后想一想，9·11发生前一天抛售航空股的先知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一定是另有其人。
当然，绝大多数善良淳朴的美国人民事后都没有往这里想，而是轻而易举地被布什总统的慷慨陈词忽悠到伊拉克战争那个大泥坑中。这当然不是说世贸大厦就是开发商自己炸的，换上王石、潘石屹这帮猛人或许还真没这个胆子。但如果要说曼哈顿的大款们连这点气魄都没有，那你就实在是看贬了美利坚，看小了曼哈顿。
2002年秋天，我曾经在上海遇到过一位中国的超级富豪，他的一席话如今想来依然值得玩味。他说：从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毛泽东完成了“拆迁”，邓小平完成了“征地”，剩下的就是“盖楼、装修”而已——搞房地产的都知道，拆迁比建楼难，因此，如果没有毛泽东闹革命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你就是在城市里动一寸土都得流血，更不要说搞什么奥运会了，所以今天搞房地产的，第一个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毛泽东。——我想说这些话的人的学术水平，肯定大大超过了各类胡言乱语的经济学家。这再次表明：书生——包括学院里的经济学教授，眼光肯定高不过真正的资本家，而用另一位纽约超级富豪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当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们若来纽约曼哈顿做生意，一定会赔得底儿掉，这位廖子光是洛克菲勒投资委员会的理事，据说是少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赚到钱的纽约投资家之一。不过在我看来，说学院里的资本主义吹鼓手都不过是鼠目寸光纸上谈兵，这一点恐怕中美两国皆然。
开发商们要建楼当然首先就要拆迁，拆迁自然包括要炸楼，旧的不去新的自然不来，这其实根本没什么可奇怪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文化人却好像商量好了似的，都从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行动中认出了资本主义的原初面相，在波德莱尔和尼采，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或者“在破坏中创造”，而开发商的品质就是酒神迪奥尼索斯精神的对象化：不破不立，不打碎鸡蛋就不能煎蛋饼，这就叫“现代性的逻辑”。在卢卡契和马歇尔，伯尔曼那里，第一个资本家开发商的原型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为了未来的发展蓝图，浮士德无情地推平了海边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小屋。最终，对经济学家熊彼特而言，企业家正是迪奥尼索斯和浮士德生下的英雄子孙，为了推动社会和技术的创新，他们无情地发动经济危机，以将千百万人投入苦海的方式来毁灭“旧的生产方式”。多年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一直力图用“现代性的矛盾”这个暧昧不明的词将企业家阶级打扮成“浮士德式的悲剧英雄”，并自作多情地认为这些“酒神般”的英雄们在创造了现代新世界的同时，却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了一片荒漠或者“荒原”，因而只能通过在夜深人静时胡作非为以及支持现代艺术来为心灵的荒漠、荒原提供慰藉。这就是为什么，学院里或者学者们嘴里的资本主义总是带着“现代主义”、现代性这顶高雅的桂冠。
纽约号称现代主义艺术之都，但对于什么是现代主义，能说清楚的人实在不多。纽约大学东亚系的老系主任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大概算是研究纽约现代艺术的鼻祖之一，早在年轻时代研究二战后纽约的建筑与文化的名著中，摩西就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关于浮士德的神话根本不是真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些说法也只不过是软弱的知识分子的幻觉”，在罗伯特，摩西看来，所谓“发展的荒漠”、所谓精神的孤独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我”之心度他人之腹的自作多情，因为这种“浮士德式精神的荒漠”，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于那些叫作“开发商”的心狠手辣者的心灵里，真正的“发展荒漠”其实只存在于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失业者、失地者和第三世界老百姓的现实处境中。
八十高龄的老摩西是个奇人，他每天坚持徒步走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办公室，闭门工作九小时以上。除了以研究现代主义闻名之外，摩西教授还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译者，也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译者，他是翻译家，版本考订学家。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该算是个“经学家”。第一次承他教诲，就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版本问题——说出来大家也许还是不一定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其实应该叫《论资本》，它只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小部分，马克思的《资本论》原本的写作计划是，第一部分叫《论资本》，第二部分《论地产》，第三部分《论工资劳动》，第四部分《论国家》，第五部分《论国际贸易》，第六部分《论世界市场及其危机》。而现在公开出版的三卷《资本论》，实际上仅仅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部分即《论资本》的“编辑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自己看着出版的，其实也只有第一部分的第一卷，后两卷分别是由恩格斯和考茨基这两位“亲密战友”，在马克思身后争作马克思遗产代理人，通过整理、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而出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资本论》“原文”，其实只不过是个“残篇的残篇”，充其量仅仅只是全书的理论导论部分而已，而且主要部分还不是马克思自己编的。
对老摩西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据说被封存在德国一个小城博物馆中的大批马克思从未出版的手稿——关于这个世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命运，马克思究竟写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个强大的势力对这些残稿如此恐惧，从而不得不将其长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见天日?在摩西看来，这个强大的势力既包括马克思的敌人，也包括马克思的继承人，特别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编辑者和遗产管理人。“人们通过编辑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马克思”——老摩西说，这就是雅克·德里达在他临终前的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们》中要揭示的一个惊心动魄，但又尽人皆知的秘密。于是，当前保卫马克思遗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马克思的著作和遗产已经客观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断章残简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写一部重读毛著的书。在他座无虚席的“重读毛泽东著作”课的讲坛上，老摩西先从“发展”与“平等”这现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或者说先从这两个词的起源和历史沿革说起：自由、平等和博爱是启蒙的理想，而“发展”却是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目标。尽管如此，1945年以来，人们却普遍相信平等与发展并行不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发展”，而后三十年中国人则是相信越“发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要求我们去重读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发掘和重读毛主席未发表和未经整理的谈话、文稿和“残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尊马读经”、“尊毛读经”而不是什么“尊孔读经”，——而不“读经”怎么尊马?离开了马克思的原著，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读经”，就是考订文本，解释文本，一个字一句话，老老实实读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为“揭发这个世界的秘密”与“破译导师们的残章”实际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而言，进入纽约大学东亚系位于百老汇大街的教学大楼，特别是进入东亚系老系主任摩西、现任系主任张旭东、历史学家丽贝卡，卡尔座无虚席的课堂，第一感觉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时代的“抗大”和“马列学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头不忿的一件事，是纽约大学的中国中心邀请某前中国文化高官演讲，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莲花讴歌林肯、华盛顿之余，终没忘记口吐白沫大骂毛泽东为秦始皇，老摩西忍无可忍，当场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谅您对林肯、华盛顿一窍不通，但不可原谅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泽东就是您自己的华盛顿和林肯!勃然退场的老摩西还没忘了交代：演讲结束后绝不准用公款请此前高官吃饭。
你说听了人家这番教诲，谁还敢再跟老头子理论马克思、毛泽东?再就更别提讲解什么林肯、华盛顿了。所以说，来曼哈顿做生意、抄美国人的底、救华尔街的市，就是来曼哈顿卖嘴卖舌头，专门贩卖咱们自己家祖宗那点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顿碰得头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学术笑话给人家当佐料。
其实，“郡县”与“封建”、“公田”还是“井田”、“科举”还是“选举”，这些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之根本，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的学者们争来争去，也大致都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在争个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争”自然可以另说，但如果看不到这些问题，甚至完全抛弃了这些问题来袖手空谈或者清谈，则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简单地把中国的问题认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听途说、缘木求鱼、无的放矢了，在我看来，郡县与封建、公田与井田、科举与选举，——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说它也就是宏观调控与“放权让利”之争、是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土地私有制之争、是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与实行多党竞选之间的论争——这恐怕也不能说是牵强附会吧。只不过，如今看明白这一点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还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导：割断了历史，也就没有了未来。更有甚者，邯郸学步，西洋的没学会，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记了。
说完了“经学家”就该再说说“经济学家”了，下面要说的这位和摩西教授一样有趣的老头名叫皮大卫(David M Pidcock)。认识了许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这种人混才知道学问少，听皮大卫“爆料”方知道资本主义水深。
皮大卫是一位特殊的银行家，号称能够“玩转资本主义”的高超的投资人，一头专挖华尔街和伦敦股票市场墙角的老鼹鼠。而与一般妁经济学家“只说不练”不同，皮大卫先生则是“又说又练”，而且是“练得比说得更精彩”。皮大卫皮老头创立的“理性经济研究所”(TheInstitute For Rational Economics)分别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设有分支机构，而该机构的工作中心，就是揭发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专门分析和揭发金融市场上的黑幕。汇丰银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来中国访问，不幸与皮大卫狭路相逢，格林主席甚为狼狈：皮大卫!怎么哪儿都有你啊?皮大卫则皮笑肉不笑道：应该说我们形影不离，而且我的消息比你还快啊!(与皮大卫这种“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现任教于该校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曾经告诉我说，格林先生自从学生时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礼，属于那种典型的老英国绅士教育的产物。)
像马克思自称是叮在资本主义躯体上的牛虻一样，皮大卫是不折不扣的叮在华尔街大鳄们身上的蚂蟥。他之所以深深爱上这种密探式的经济情报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简单，即作为投资人他必须确保自己投资的成功，而这种投资的成功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清楚认识：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特殊的“人脉”，而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市场交换。他主持的“理性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目标，就是对主宰经济和投资活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作精密研究和调查，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掌握、揭发和洞悉权钱交易的关系网，而不是去埋头研究什么市场的理性模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一定是权钱勾结，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团的操纵，如果从抽象的市场理性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资本市场从根本上说是被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被最大利益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纵的。因此，如果说华尔街是世界资本运动的心脏，那么皮大卫这个七十老翁则是在此区域几十年长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宝典，就是怀里揣着的世界金融大鳄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和活动时间表。
马克思说商品社会是个谜，资本主义除了秘密之外什么都不是，而皮大卫之所作所为就是专门刺探情报、揭发投资秘密。皮大卫长期热衷于“爆猛料”揭发华尔街管片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据说还是由于他的赎罪意识。——在这一点上，皮大卫也算是个银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赚钱赚多了，心灵里确实还真有了点荒原感”，即他这个人还真有点“现代主义”式的双面性格。大卫出身银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重要股东，参与了对印度的殖民活动和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研究亚洲历史、亚欧关系史，特别是金融史、殖民史，这对皮大卫来说简直就是“家学”，关于1840年前后那段历史，皮大卫查查家谱就能明白许多咱们不了解的真相。从小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绳以来一切中国历史学家都明白鸦片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皮大卫看来，鸦片战争当然不是中英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中国与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伦敦金融市场之间的战争。1830年以降，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通过公司股票和期货交易，重新组织了一个联系英国－印度－中国－美国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贸易体系，这个体系中的棉布－茶叶－白银－棉花－奴隶贸易，都是由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股票、期货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里面，除了英国是“管账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国是被英国的武力打败了，而实际上是整个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被英格兰银行主导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彻底征服和边缘化了。军事技术的欠缺使中国和印度被武力收编进英国主导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之中，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软实力的欠缺使得中国和印度无法形成强有力的货币信用制度，从而在跨国的区域性贸易中不能形成独立的区域性货币，转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和股票，这才是亚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皮大卫的结论是：西方最厉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银行——是股票、汇票、期货有价证券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这个东西其实就叫“资本”。
抚今迫昔，在皮大卫看来，无论今天的中国和印度是否完成了军事上的革命，无论这两个国家是否正崛起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而只要他们在亚洲和世界贸易活动中还不得不依赖美元和欧元，只要中印依然还是所谓的“金砖四国”的主要成员，中国还是拥有美元最多的国家，那么它们的命运就必然依赖于纽约华尔街和伦敦股票交易市场，他们就依然还是被剥削的对象和西方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印两国其实从根本上还并没有真正走出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世界体系结构)。——除非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在亚洲各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同于美元和欧元的区域性共同货币。——而这又谈何容易。
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第四部分《论国家》的隐而不彰，我们今天恐怕已经很难全面地了解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起源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论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列宁、布罗代尔等人的论述中看到马克思的思路的沿展，正像马克思首次提出了长途贸易与信用制度、与汇票的关系，而布罗代尔等人则发展了马克思这一论断一样，列宁指出了中世纪以降，欧洲国家间频繁的战争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这位对欧洲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现代国家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以来长期的军阀混战中产生的，这特别意味着——欧洲现代国家的规模、现代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是由“在彼此毁灭中建立起来的武力平衡”所决定的。他进一步指出：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而今天的约6亿人则生活在不到30个国家里，而决定现代欧洲政治单位大小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欧洲既不可能分裂为中世纪的城邦，但是却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而正是战争——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基本的政治单位，它同时也更深刻地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查尔斯蒂利这样写道：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从当下的财政收入中支付它的军事开支。于是，他们必须以各种形式的借贷来应付军事开支的短缺：让债权人延期受付(由于不得不从客户强行贷款、向银行家借钱，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让银行家获得分享未来政府财政收入的特权)，促使了跨国的资产阶级的形成。毫无疑问，贷款的可利用性取决于资本家的存在和出现。资本家正是作为贷款的筹集者、偿还贷款的政府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来为国家服务的，更为常见的是，资本家作为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出现，而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国家的货币化。
因此，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与实质在于：战争的规模决定了欧洲政治单位的规模，而欧洲战争的规模又是由战争贷款的直接提供者——欧洲银行家和资产阶级所决定的，正是这一点，可以最为简捷地说明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及其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像皮大卫那样深刻地揭示鸦片战争的实质。
作为华尔街最讨厌的人，作为一个老鼹鼠，作为叮在华尔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为一个游走在纽约和伦敦股票交易所之间的老侦探，皮大卫在9·11之后点的第一炮针对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实际证明，安然破产案是一个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机案例。按照他后来的说法，9·11之后一个多月就爆发的安然破产案，才是当前美国金融海啸的真正先声。
安然公司是美国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资产为九百亿美元，每年经营收入过千亿美元。这个1985年成立于布什总统老家德克萨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国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能源开放(即将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垄断了美国能源(包括电力、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并将能源供应引入股票和期货交易市场。在十年的时间里，安然公司迅速爆发，其业务遍及美国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数美元上升为八十九美元每股，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识经济的泡沫时代压倒诸IT企业而独领风骚，而且，在9·11之后美国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安然更是一枝独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类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这是皮大卫长期探索的课题之一，对安然的研究和侦查费了他许多脑筋和金钱，而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安然的经营实际上近乎一塌糊涂，它爆发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产品的先进性和经营理念的创新，而在于它背后无坚不摧的关系网：安然这个私营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实是美国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在所谓“自由市场”背后有一个钢铁般的武士为其站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楼和美国财政部。
按照皮大卫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总”(Kenneth Lay)本人系五角大楼官员，在越南战争期间供职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个重要成员“魏总”(Frank Wisner Jr.)的老爹，即CIA前总负责人“老魏总管”(FrankWisner Sr.)，换句话说，“小魏总”其实是与小布什总统同为一个CIA大院里玩大的“干部子女”。而与此同时，“小魏总”还身兼多任， 一一他同时还是美国保险业巨头AIG的董事局成员，而AIG的军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中国国民党四大家族之间的财务联系，均有据可查。还有，美国前财长鲁宾(Robert Rubin)作为花旗集团的“独立董事”，更是安然“雷总”的多年至交，而因为这层关系，安然与花旗集团、AIG成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业还不止这几个，更为著名的则是切尼副总统旗下的哈里波顿(Hallibur-ton)公司——众所周知，连美国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这家公司操办的。
这才叫“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四大家族”背后站着五角大楼加CIA，用咱们伟大的《红楼梦》里那个包打听小门子的话来说：无论你是奥巴马还是奥巴牛，其实都不过是个新上任的贾雨村，如果你啥都没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烦了。人家垄断了能源，更掌握着兵权和秘密警察机构，顺理成章的想搞谁就搞谁，既然能把你“民主”上来，同样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据皮大卫无孔不入的调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过老布什总统的关系，说服小布什总统，强迫阿根廷政府将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合同包给安然，而作为回报，布什家族的一个密友当上了这个项目的总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员、安然前财务部主管托马斯，凯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将重建舒艾拜(Shuaiba)电厂工程的订单交给安然，尽管安然的报价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单认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电厂工程，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因家园被毁而上街抗议，而安然公司的回应是雇佣印度军警大肆镇压民众示威，“世界人权观察”对这种由美国政府背后支持的镇压大声抗议，但布什政府对此充耳不闻。1992年，安然在大选中两头提供政治献金——而结果证明它大笔的金钱没有白花，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立刻积极说服印尼苏哈托家族将印尼最大的能源项目交给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顿总统的亲自说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程项目，于是，美国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连接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能源通道，这合同一签就是十年——闹得普京今天想给天然气管道改线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安然“雷总”抚今追昔，壮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说：“我们对发生在苏联、东欧、中亚地区迅疾的市场自由化脚步乐观其成，市场自由化将在能源和电力贸易方面为我公司和整个世界提供更为诱人的发展机会，我坚信：中国随后就会赶上市场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话。”
这企业家的口气简直比布什还大，但也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官商勾结的精英利益集团本质，这其实就是安然在短短十年迅速崛起爆发的秘密。
不过，正是对安然的长期调查和跟踪使得皮大卫认识到：安然的前景不妙，安然向全世界扩张的增长神话是靠它背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的，而维持这种社会关系则耗费了安然巨大的开销，导致了大量的隐形财政支出，这使得安然的财务体系即使不是一塌糊涂，恐怕也是黑账假账一大堆，难得一见天日。而且，安然不但长期向民主、共和两党支付政治献金，同时更要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这就需要供养研究所、提供所谓“非政府组织”基金、支持包括“达沃斯论坛”这种资本家的喇叭，安然旗下的“民间机构”包括美国企业家协会、美国政策创新协会、美国“结构融资实体”，这些智库既是安然和美国政府开拓世界市场的软力量战车，而随着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其花销和支出也日益庞大。——用皮大卫的话来说，随着安然不可告人的秘密越来越多，它为了保护这些秘密所支付的成本也就越来越高。他断言：安然的财务报告必定不实，无论它怎么遮掩，总会有露兜走光的那一天。
而且问题还不止这些，当皮大卫将目标盯住了安然的财务总监Andrew Fastow之后，令人震惊的一面出现了。表面上看，安然的这位财务总监安德鲁·福斯托(Andrew Fastow)——我们简称其为“福总”——是个行事格外低调的人物。这个四十岁的律师，两个儿子的父亲，将主要的业余时间用于充当儿子的体育教练，或徜徉于纽约的现代艺术画廊，资助各种学术机构。他社交圈甚广，但唯独商界中人对他最为陌生，尽管养着一大堆媒体，这个大款的主要特点却是从来不上电视——即使是安然事发之后，作为主要责任人，福总的律师依然援引回避法案，使他得以免除面对电视镜头的曝光。但是，皮大卫的调查发现，如果说“雷总”等人代表着安然的公开的一面的话，那么正是“福总”这个神秘人物构成了安然见不得人的另一面。这位神秘的“福总”实际上长期负责将公司财务变成董事局主要成员的个人金库，并负责伪造公司业绩报表。而通过这样的手段，安然公司上层所分的不是公司的盈利，而是股民和银行的贷款。——所谓无利不起早，安然的董事局成员当然一天都不会给资本主义白忙活。
9·11之后，当全球都在追捧能源股的时候，皮大卫果断看跌安然股票，同时，他将自己所搜集的安然的秘密写成一本名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非法出版物”，四处散发，见谁给谁塞上一本——开始大家以为他是钱赚多了吃饱了没事干专门玩“恶搞”，始料未及的是，安然的命运不幸被他所言中。
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虽然表面上安然的经营收入较上一年第三季度一举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达到了476亿美元，但是令投资者大跌眼镜的是，安然居然一次性冲销了高达10.1亿美元的税后投资坏账，这笔巨额的坏账冲销不仅抵消了其在该季度的所有经营盈利，而且造成了6.18亿美元的净损失(折合0.84美元／股)。更令投资者震惊的是，在这笔坏帐冲销中有3500万美元，是由安然总公司与两家名为LJM CAYMAN LP和LJM2 CO-INVESTMENTLP的有限合伙之间的套期交易所造成的，而这两家“LJM合伙”一直是由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福总”所独立经营和控制的。
在稍后举行的与证券分析师讨论季度财务报告的电话会议上，面对证券分析师们的质询，安然又进一步承认，由于“福总”的LJM合伙所投资的一家结构融资实体与安然之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交易，安然公司不得不回购了5500万普通股股票，因此股东权益减少了12亿美元。
10月17日，美国证监会致函安然，开始就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进行非正式的查询。与此同时，皮大卫所搜集的那些关于安然公司的小道消息部分内容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上以“消息人士透露”的名义刊发。也正是由此开始，“华尔街的9·11”——安然公司假账案爆发，一个月后，美国能源巨人安然公司轰然倒塌。
事后证明，安然假账案的细节极其复杂，但总体思路却相当简单：首先，“福总”实际上手下管理着三十多个小公司，LJM只是其中之一，安然一方面将其亏损划到这些小公司账上，而另一方面再把小公司的盈利转移到安然名下，而只有这样，安然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才能长期红旗飘飘。而只要安然公司财务报表上红旗飘飘，那么安然就可以大肆利用这种财务报表上的“红旗飘飘”以换取超高的信用评级，有了高的信用评级，安然就可以从股市上圈来大笔金钱，同时再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从而再反过来不断冲销小公司的坏账。
实际上，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安然所玩的游戏，其实与2008年9月以来引发世界金融海啸的华尔街上的大公司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是，在当时安然却仅仅被当成了一个个案来处理，没有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与其幕后力量的遮掩和“摆子”关系巨大。而玩安然这种循环游戏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去爆料，如果没有人去揭发秘密，游戏或许将永恒继续，而一旦有人嚷嚷，而且坚持不懈，终于嚷嚷得大家开始将信将疑，哪怕最终结果只是导致证监会象征性的“非正式的查询”，则游戏立马面临终结。因为这里的关键是：哪怕只是美国证监会象征性地过问，那也必将导致安然公司在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机构那里的信用评级下降，而一旦信用评级下降，则企业立即会面临三大致命后果：一，公司不可能再低息从银行贷款；二，此前的贷款将提前到期；三，危害投资者信心，公司股票下挫。
而正是在资金链条断裂、债务提前到期和资产缩水三重打击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能源巨人安然就雪崩一般地暴露出巨大的坏账和亏损，并使得任何妄图挽救它的力量不得不望而却步，最终不得不听任其宣告破产。——与此同时，安然的大笔盈利不翼而飞，而包括“福总”在内的公司高层全身而退，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只剩下大批悲惨的股民呼天抢地，只能自认倒霉。
1990年代末，我由于在杜克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关于广东公行和鸦片战争的论文。而偶然结识了皮大卫先生，正是通过他无私的帮助，我得以查阅汇丰银行史，了解了汇丰作为广东公行的合伙人的发家历程。如今想来，如果说老摩西给我的启发是做学问如同考古，而皮大卫给我的启示则是搞研究如同探案。
2008年9月13日是我来纽约的第二天，当晚皮大卫请客，酒足饭饱之后，同去哈德逊河散步，当年中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纽约一个偏僻的学校里教书，大概就是长期徘徊于此，才写下了著名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由于第二天就是中国的中秋节，背靠曼哈顿，面向新泽西，我看来看去，便说这美国的月亮还确实真是不圆。皮大卫却在一边冷笑道：你这中国佬初来乍到，还倒是有骚情看月亮，我估计啊——你这一回能否拿到自己的工资都是个问题哩。
我说不会吧?皮大卫笑道：等着瞧吧一一两天之内，华尔街必有大事发生。当时我还以为他喝高了，再说华尔街关我个屁事，除了买菜我根本就不会去那里转悠(曼哈顿的唐人街所在的Canal Street离华尔街只有一街之隔)。
果然两天后的9月15日，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当日美林证券和雷曼兄弟应声倒下。人类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月后再见，是在42街有名的中国菜馆“唐亭”。皮大卫问我中国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自然语焉不详，只是据大家说这只不过是“信心的危机”云云。皮大卫则一脸假笑，我问他笑什么，皮大卫先是伸出一个手指头：“第一，信用危机。资本主义的生命在于信用，而美国资本家恰恰最不讲信用。”然后他又伸出第二个手指头：“第二，阶级斗争。少数人卷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钱，而且是以他们永远也看不明白的方式。”
好在多亏纽约大学当局的精明管理，我总算拿到了自己的工资，而我的美国同事们却不幸损失了他们未来的保障——养老金。据说哈佛大学就没有纽约大学这么幸运，因为他们的校董把学校的经费投入了华尔街的股市。而这再次表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是资本家的对手。
8月22日
(此文是在英国时候开设专栏的头一炮，打没打响不知道，反正之后没多久就转往美国，再没时间继续写这个专栏，有点可惜）
要写点关于中共党史的什么，从中共“一大”写起是自然的选择。
对于一般人而言，需要首先澄清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非从中共“一大”才开始，“一大”的召开与建党也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不难理解：中共“一大”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建党，何来党员；没有党员，何来代表。证明“一大”召开前的党的活动的史料很多，以下的例子来自一大代表包惠僧的回忆录：
“一九二零年秋天，第三国际的代表之一马迈也夫到武汉。当时我任共产党武汉支部书记……同年的冬天，上海的经济来源断绝……我一人在武昌几乎无钱举火。我把武汉的工作结束一下，写信告诉陈潭秋，我即带着三个青年团（当时简称S.Y）员到上海，作去莫斯科的准备……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不久到日本去了），沈玄庐（他来来去去，不常在上海）。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还是一九二一年春天才加入（引者按：据茅盾本人的纠正，他入党时间为1920年底；但在其逝世后，中央又宣布其党龄从1921年算起），沈泽民是初夏才加入，李启汉（李士林）是同年五一劳动节后才加入。”
目前党史研究界基本上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8月前后。包惠僧的回忆除了与此印证外，更能告诉后人在建党与召开一大之间（甚至在成立仅仅一两个月后的“一九二零年秋天”），中共组织活动的内容与形态之丰富和成熟：当时的中共，不但在武汉等城市设立支部，更着手发展青年工作并有派青年团员往苏联学习的计划；不但拥有一定数量的党员，甚至陈望道等1921年春天加入的党员，也被目为年资较浅。
另一则材料出自《新青年》8卷1期上陈独秀的文章。一般认为，自1920年的8卷1期开始，《新青年》开始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在这一期上刊有陈独秀的名篇《对于时局的我见》，文中陈独秀屡次提到“吾党”，如“吾党对于法律的态度……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天。”
以上仅仅是大量可证明在一大前中共已有较成型的组织机构以及鲜明的政党意识的材料中的其中两则。有趣的是，综观陈文全篇，并没有明确提出“共产党”之名，反而多处暗指“吾党”即“社会党”。另外，在周子信对张申府的访谈中，张根据回忆指出：陈独秀在8月中旬致信他与李大钊，告知党组织已成立。但由于成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如戴季陶等人，为折衷起见暂时叫社会党。稍后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陈请李，张等人商量决定到底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李大钊的意见是以共产党为好，陈也同意。于是“社会党”这个名称，大概只存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就是陈独秀写作《对于》一文的前后。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新青年》8卷1期的封面图案（见附图）就是取自美国社会党的标志，其原因也许与当时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魏金斯基曾参加美国社会党有关。
陈李记（绝非陈李济之误）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实际上，“共产”或“共产党”的概念，和历史上风行一时的名目一样，自有不少人打它的主意。除了1920年8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后改为中国共产党）外，我们至少还知道在1922年，时年44岁的吴玉章和志同道合者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另外，1921年2月在法国成立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少共”）也广为人知。
近年来由于学者的勤奋考证，新出土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更多了。据杨奎松，薛衔天等学者考证，除了上述的吴记共产党与法版共产党外，在1920至1922年间，至少还有另外五家共产主义组织，也就是1)重庆地区的“共产党”，2）姚作宾（“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后来成为汉奸，曾任伪青岛市长，49年被枪毙）成立的北京“中国共产党”，3）以投机政客胡鄂公为首的北京“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4）“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但很快失败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党”，5）由联共（布）华人党员在联共（布）党帮助下成立的苏联境内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或“旅俄中国共产党”。
需要注意的是，将上述共产主义组织视为隶属于上海陈李记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性共产小组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其中的部分团体与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多为平等关系，何况在另一些案例中，双方对对方的存在一无所知，吴玉章的成都版中国共产党便是一例。以上所列的共产主义组织中，最神秘的莫过于“旅俄中国共产党”，有资料表明其在1920年前后曾派遣大批华工和华侨回国宣传共产主义，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出席过两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前一次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后一次以“旅俄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奇怪的是，不管是苏联境内的“中华共产党”组织，还是其派遣回国的宣传工作者，似乎都没有和陈独秀等本土的共产主义者发生接触；更奇怪的是，在这个组织像恐龙一样神秘消失后，大部分成员并没有将组织关系转移至国内，其主要负责人，曾经三次受到列宁接见的刘绍周（刘泽荣）后来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并随邵力子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参赞，直到1956年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种种资料表明，在一大前后，上述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些团体，和上海陈李记的中国共产党一道，都与共产国际或苏联建立了联系或试图发生接触，而共产国际或苏联由于对中国情势判断不明，所采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正是在与这些组织的联合，斗争和兼并中（这样的斗争甚至发生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会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逐渐争得了正统的地位（尽管目前反映此过程的资料非常有限），正统地位的确立并不仅仅意味着“道统”的纯正，更重要的是能最大程度地占有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运动的财政援助。据杨奎松统计，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壮大，中共对于共产国际的财政依赖并不是相应减少，而是越发高度依赖。共产国际的援助在中共收入中所占的的比例从1921年的94%上升到1927年的997‰。尽管陈独秀从一开始便对“卢布党”的嫌疑保持警惕，但经济压力如此，非其个人所能左右。
回到本文的主题，关于中共筹备建党的历史以及“一大”本身的研究，在新时期以来已呈饱和之势，要再出现像石川祯浩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这样史料与观点皆出新意的著作，可能性不大。目前所见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一大”开/闭幕日期（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可开幕日期为7月23日，闭幕日期暂未确定）；代表人数与资格问题（焦点之一即是上述提到的包惠僧的身份问题）；“一大”纲领第十一条的内容甚至其存在与否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陈公博由于装订不慎而闹出的国际玩笑）等等。读者诸君若有意探究，网络上的文章只会嫌太多而非太少，也不必由我多费口舌。
文章临近结尾，照例轻薄几句。关于“一大”会址，曾经也是个悬案。令人费解的是，在许多当事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竟没有人记得其具体位置——也难怪，这几位老革命连开会日期也没有记住。“一大”会址居然是在建国后辗转通过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并经周的夫人杨淑慧“轧马路”才最终确认。有时候我会想，大概是失而复得不容易，为了让游客或朝圣者好找一点，后来上海人才在会址边上建了个娱人娱己的新天地。
后记：
党史非我专业所在，这个专栏若真能坚持下去，肯定也是为非专业的读者而作。由于所见材料与学力所限，不敢奢谈研究与创见，甚至连读书笔记也算不上，抄书笔记倒是名副其实。我下笔的时候总在想，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有至少同样多的机会找到相关的专业文章；为免浪费读者和自己的时间，我的目标很简单：争取在每篇文章里能写出一点孤狗前三页中没有出现的信息——但狗日的信息时代让这个目标看起来越发困难。
“一大”并不是一个容易写出新意的话题，但出于对形式感的莫名其妙的追求，硬着头皮也得对自己有所交待。这样开头的好处是，在接下来的几篇中，我可以顺理成章地以“一大”中的几位代表分别作题目。无它，只是稍微轻松点罢。
8月7日
新华网杭州8月6日电（记者裘立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上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原主任吕焱表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8年，吕焱表利用担任上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主任兼百官街道凤山路犬伤门诊点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在经手大便三线检测费和犬伤诊治费的过程中，采用隐匿门诊发票、少报收入等手段，先后共侵占检测费和犬伤诊治费共计人民币124万余元。而这些钱大都被吕焱表挥霍在KTV等娱乐场所。即使在潜逃期间，吕焱表仍在一KTV娱乐场所消费2万余元。
法院认为，吕焱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国有财产达人民币124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依法对吕焱表作出了上述判决。
8月4日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8月1日
今天的快女，是一场让人感慨万千的秀，有人认真，有人作秀，归根结底，还是一场秀。很多不可预料的结果，其实也在预料之中。于是，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如果说上一场是愤怒的话，这一场是难以抑制的难过。难过，不为任何一个选手的离开，也是为一个个选手的离开，不是为自己，是为舞台上一次次难舍难分的别离。
快女到今天，才真正有了一些高尚的、纯净的情感和价值。但是这价值不是芒果台，更不是那些所谓专家评委带来的，而是这些年轻、勇敢、有情有义的女孩子们，从内心散发出来的芬芳。
首先要说曾轶可。不是因为她的离开，而是她今天真正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感性而个性的孩子。我原本是不喜欢曾轶可的，上一个帖子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讲她坏话。但是最后我发觉，原来让我不喜欢曾轶可的原因不是曾轶可本人，而是那一个个更喋喋不休的沈黎晖高晓松们，今天又加上一个更加莫名其妙的黑楠。
高晓松说：曾轶可，今天你的吉他夹子出了问题，你整首歌的吉他完全就没在调上。
然后，高晓松镇定自若地举了曾轶可的牌子。
比赛走到今天，已经不想再去评论高晓松的无聊、无耻和无厘头。纵然黄英唱出她最受欢迎的映山红，纵然曾轶可总在一个调子上的原创已经让原本有些小惊喜的人们觉得疲倦，纵然高晓松觉得曾轶可整首歌没在调上。他依然不闻不问地举了曾轶可，而对一起PK的黄英置若罔闻。仿佛他高晓松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举曾轶可的牌子，他的任务就是表达他喜欢曾轶可。你明明说她出现重大问题，你为什么还要判她赢呢，旁边站的那个姑娘，那个叫黄英的选手，难道仅仅是你忠贞表白戏份里的陪衬吗。也许他并没有错，只是坐错了位置，他应该去观众席和那个每场必出的长得像小姑娘一样的男孩子一起快快乐乐地当“可爱多”，大大方方地喊曾轶可的名字，没有人会怪他。但是坐到评委席上旁若无人地以他个人的喜好毫无理由地决定一场比赛的结果，不仅是往他自己脸上抹屎，也是对观众、对其他快女选手的侮辱。你简直不明白他这样一个“著名音乐人”，怎么丝毫不懂得自律、自重，非要干出有悖人伦常理的事。
然后就是那个长得还算人模狗样的黑老师，一张口却吐不出象牙。“曾轶可，我今天就是来挺你的”。“曾轶可，你走，我不留”。这个世界怎么了，每个人都拿自己的看重、自己的去留来威胁大众。先别说你留不留有没有人在乎，先说你模仿着说这句话的原创，包小柏同志，那可是个好同志啊。他至始至终没有说什么我喜欢，我捧谁之类的话，他总是一副阎罗王的表情以他二十五年的专业知识一板一眼地按照比赛标准来评价，来站好他的岗。而他这种铁面无私并不招人DJ，今天人高老师还以“有个大叔”之说在背后狠狠地调侃加打击报复包同志呢。我们且别说他的观点如何，你背后说人，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人都不在现场了，你再来伶牙俐齿跟人辩论，这不是找抽是什么，真是看不惯这种卑鄙的油脸。黑楠也是忠心耿耿地向曾轶可做了毫无顾忌的表白，他也忘了他是去干嘛的，他也忘了脑袋上写的专家评审几个字，和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相称。他毫不讳言，他和高晓松其实是去助拳的，是你曾轶可的亲友团，其他人的PK嘛，随便敷衍两句得了，反正跟他们未来辉煌的音乐事业也没什么干系。这两位辉煌的音乐人，不知道在缺失了曾轶可这朵千年不遇的奇葩以后，会不会从此就永久性萎蔫了。这两位，芒果台给他们这么大脸，非哭着喊着往外搡，谁也怪不了谁，被口水淹死也是活该。
看看，说着说着对曾轶可的非言又出来了。而我本来是想夸她的，我真是被她打动了，当然不是为她天怒人怨的歌声，而是为她执着、洒脱的个性。她有很明显的80后、90后的自我调侃精神，从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实际上从头到尾她有什么错呢，她就是参加了这场比赛，只是很神奇地一次一次地没被刷掉而已。她是有她的亮点和灵气，她原本会受到大众的喜欢，因为她是一个草根的创作者，她的歌词有着朴实的华丽。然而她就是被那群睁眼说瞎话的评委给毁了，明明是一个唱歌的比赛，那个狗崽子们就是要揪着她的创作不放，揠苗助长地往天上吹捧，而她的唱功确实连差强人意都算不上——其实唱功不好本来很容易被大众原谅的——然而人人都有锄强扶弱的心态，眼看着这个唱功巨烂的绵羊音毫无天理地赶走了一个又一个好嗓子，自然会引起广大的愤怒，因此她原本可以带给大家的好感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众人只是不依不饶地找她的碴，辱骂、鞭笞、嘲弄……朝她席卷而去。试想，如果只让曾轶可其人清清静静地在台上唱歌，然后顺理成章地被包小柏以专业的名义赶下台去，大家是不是还会记起这个创作还不错的小女孩？是不是还会念着她的好，会对她赞赏有加？而这一切都让评委在另一个战场很不公平地做了，而且做过了，可怜的曾轶可就只能得到这种下场。幸好逐渐的接触消磨了大众的敌意，今天我们看见，咦，曾轶可原来这么有才气，一边表演一边脑子不停转地把最后一句歌词不动声色地改成很符合当时情景的一句，咦，原来曾轶可这么自然不造作，自我解嘲地说她清唱声音当然会抖，大家将就听。这一切都是她可爱的地方，为什么她会引起公众的辱骂呢？原因就在于那些自作多情的评委，一心想表现自己慧眼独具的评委，傻不拉几的评委，不要脸不要皮的评委。当高晓松满怀激情地喊出，曾轶可，你马上录制你的第一张唱片，我来给你做制作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小曾怎么想，我反正是腿都替她狠狠地软了一下，妈呀，60年代的高帅哥，请你不要再来插手我的事了，你已经毁得我面目全非，就不要再赶尽杀绝了吧。。。
看到曾轶可离开，其实有点点失落。我是一直觉得她早该滚蛋的，今天看到她独立的眼神，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对这个孩子太过于苛刻了，因为，她有权利选择她的人生啊。
黄英得冠军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也是众人扶弱心理的最好佐证。如果不是一次一次被评委践踏，黄英的人气反弹不会如此强烈，而经过这么多场的不公平，大众的愤怒也被压到了极限，因此在这一场，对真理对公正的呐喊气势汹汹卷土而来，海啸般地推动黄英坐上冠军宝座。我是喜欢黄英的，因为她可怜巴巴的，小心翼翼的眼神，和她令人心酸的生活环境。当然她唱得也好，但老实说，她的唱腔在这个人人寂寞的年代并不讨巧。所以她的夺冠是有泡沫的，但是令人很欣慰，让我们看到了大众的力量。谢谢大家，让我们自己的想法都得到如此酣畅淋漓的宣泄。
7月24日评价快女的帖子里，有人跟帖说我也只是用自己的主观喜好在评价。其实呢，有两个需要说明，第一，我只是写个帖子来抒发我内心的抑郁之气，主观是难免的，而我不是评委，客观并不是我的义务和责任。第二，其实我已经非常客观地在做评价了，而我的评价也代表了90%网友的心声。比如，我帖子里并没有表现出来，我特别向着成都赛区的几个选手，以及川籍的李媛希。我知道李媛希没有什么辨识度，但是我真的觉得今天她的表现比潘辰好，李媛希从来没有这么诚恳、这么真实、这么脱去商业气息过。但是她还是输了。我喜欢李媛希含着眼泪大大咧咧地用手扫过所有人说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喜欢她努力露出的满不在乎的笑。我欣赏她的泼辣，洒脱，这么随和亲切。而抿着嘴笑说话不打开嘴唇的潘辰（总觉得她刻意模仿赵薇），跟人始终有隔阂。潘辰上一场唱的隐形的翅膀，非常动人，却输给了气虚的谈莉娜；这一场氧气被唱得粗犷了些呢，却胜过了真情流露的李媛希。我感慨，却不多说，因为这个确实各有所好，不会有明显的黑哨。但是高晓松同志说了一句，潘辰，我想看你弹吉他的样子。于是毫不留情地刷掉李媛希。我那个哭笑不得哦~~~~~您老想看出钱请人家回去弹给你看呗，你这是在做裁判哎，你想看一个就撵走另一个？你是来评分的还是来自娱自乐的？唉，这老男人……还有黑楠也说了句特别黑人的话：黄英，我给你零分，是想鼓励你。外焦里嫩。。。原来他们一直给曾轶可3分，是为了打击她。。。
啊~~~~~~不知不觉我又说了这么多。我有很多感慨的地方，黄英和李媛希PK的时候，前6个大众评审一直投黄英不投李媛希的时候，黄英哭了。等到终于有一个人投了李媛希，黄英和李媛希一起鞠躬谢谢大众评审。这些姑娘的精神还不够闪光吗？潘虹樾被淘汰的时候，郁可唯和江映蓉在外场哭得不能自以，她们一路从一个赛区走来，共同经历了那么多风浪，如今忽然要走一个，她们再也不顾脸上的妆是不是花，自己是不是成功晋级，她们围上去紧紧搂住潘虹樾，这三个人就像亲人一样抱在一起，相信无人会不为之动容。
还有李霄云的白月光。让我想起那个唱火柴天堂的王志心。她虽然被一个无耻的猪油男撵走，但是她在大众的评审席上，牢牢站住了。李霄云，王志心，两个安静唱歌，歌声如此打动人的歌手。
快女今天是很棒的，终于让大家不再为一些老鼠屎的破坏而败了胃口，终于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夏天的真正亮点。
最后发两句牢骚。谈莉娜同学，是我看到的目前为止每一个选手走大家痛哭的时候，她都笑靥如花的女人。不知道是该夸她心态好，还是没心没肺。不重情义的人，我不喜欢。刘惜君，歌声很稳（虽然今天偶然唱破了音），但是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没挑战性地选遍所有经典歌曲呢？也不知道是说她坚持原则还是失却个性。就像一颗很漂亮的钻石，装在一个用旧的火柴盒里，还关得严严实实地摆到精品店里去卖。八个字，中规中矩，乏善可陈。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码字，以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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