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昨天的华尔街日报，写众议院否决救助方案之后的股市：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45 years and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said Arthur D. Cashin, a trader for UBS on the NYSE floor. "We looked at the vote and went into near free fall. I thought 'We can't be watching this movie.' We thought the adults would show up."

中文华尔街日报翻译为：

瑞银(UBS)在纽约证交所的场内交易员卡辛(Arthur D. Cashin)说：我干这一行已经有45年了，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他说：我们看着投票结果，然后是股市直线跌落。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我们不能再看这个电影了。大人们会过来的。”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

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争论后有和好，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进军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

我们是长身的瘦子
我们立在水边
用敏感的文字凝思
不朽的绿树，不朽的蝴蝶
我们容易伤风和妒忌，我们
烦腻，心薄得像嘴唇。
而嘴唇又薄又闹，像一张
拍卖行长开的旧唱片

……

                           1948年

9月23日，记者从吉林省白城市警方了解到，隐藏在一起交通事故背后的强奸案嫌疑人孙某，被民警抓获。孙某在发生事故时没有及时抢救伤者，而是先将其侮辱，失去了抢救的宝贵时间，导致伤者死亡。
当事人描述
　　摩托车驶入沟内致人死亡
　　近日，白城市交警支队公路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原洮白公路林海镇东侧路段(白甜线公路9公里处)，有一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死一伤，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抢救。白城市交警支队公路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医院，并将伤者孙某控制起来。
　　据孙某交代，案发当晚，他无证酒后驾驶摩托车带着某歌厅的女服务员夏某，到白城市林海镇为夏某寻找丢失的手机。途中与夏某发生关系后，由夏某驾驶摩托车载着孙某沿原长白公路由东向西行驶，不慎驶入沟内，造成夏某受伤。孙某将夏某送到林海镇医院抢救，后转送到三二一医院，夏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发现疑点
　　民警兵分两路进行细致勘查
　　民警发现，孙某在回答民警审问时，目光不敢与民警对视，并神色慌张、说话支吾。“这起交通事故肯定没那么简单。”民警在反复审讯时，发现孙某一直在逃避民警的追问。
　　民警在孙某的引领下，迅速找到了停放在白城市林海镇某歌厅门前的肇事摩托车，并对摩托车进行了细致查看。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已赶赴事故发生地，寻找第一现场。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民警发现除摩托车驶入路基下倒地痕迹、摩托车后视镜、摩托车标识、女士软帽等散落物之外，在摩托车倒地的另一侧沟内，民警还发现了三颗塑料纽扣和一条男性内裤及卫生巾等物品。
交代真相
　　侮辱昏迷女延误抢救时间
　　结合对死者尸检损伤部位及着装等综合分析，民警判断孙某除交通肇事之外，还涉嫌其他刑事犯罪。后经刑警、交警几次到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多次走访取证，孙某在大量证据面前，终于交代了犯罪经过。
　　原来，孙某无证酒后驾驶摩托车载着夏某行经事发地时，发生了交通事故，摩托车侧滑入路基下沟内，致夏某受伤。孙某看夏某昏迷，没有及时施救，而是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最终导致夏某失去最佳抢救时间死亡。事后，孙某为逃避制裁，破坏现场隐瞒真相。
　　目前，孙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强奸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已移交刑侦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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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除了担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还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从事核科学研究。很早的时候，他就觉得国家太穷，所以要工业救国，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了英国的实验室，还在德国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台铅芯机，回国后就和几个人一起搞了个三星铅笔厂，即后来的中华铅笔厂。后来在昆明西南联大教课，生活非常艰苦，常常自己做肥皂来贴补家用。在美国参观完原子弹爆炸之后，他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考察，并参加了一些研究工作。他设法回到自己曾于1927年至1930年间攻读博士学位的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加速器设计和制造知识。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他聘用了赵忠尧，给他提供条件，接触实验设备和有关图纸。在此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和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秘密筹集了12.5万美元，交给赵忠尧，作为他购买实验设备及个人生活之用。赵忠尧仔细一核算，订购一台普通加速器的价格起码要40万美金，还不能拿到出口许可证，因为美国政府严禁此尖端技术出口。因此，他们商量的办法是赵忠尧到美国后自己设计一台加速器，购置材料和部件，回国再加工组装。
     赵忠尧说，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国民党政府派两个代表前去参观。我受中央研究院的推荐，作为科学家的代表，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五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而且，核物理在那时是一门新兴的基础学科，国家总是需要它的，所以我就答应在指定的财务范围以内，以最经济的办法，购买一些对于学习原子核物理最有用的器材。就当时情况，经济的限制是压倒一切的。全部的财力只有准备用于购买核物理器材的五万美金和以后托管购买其他学科器材的经费七万美金。个人的生活费实报实销，谈不上薪给。由于经费紧张，我在吃住方面尽量节省，每年开支仅两千美金。这是很难与当时公派出国人员每年一万美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此外，在个人控制下的就只有回国的航空旅费和头三个月出差费的余数了。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加速器。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二百万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要四十万美金以上。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购买任何完整的设备。经与友人多次商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购买国内难于买到的部件和其他少量的核物理器材。当然，这是条极为费力费时的路。照这个计划，我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学习静电加速器发电部分和加速管的制造。该实验室主任屈润普(Trump)热心而又和气，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想了好多办法。他让我利用他们的资料，还介绍给我另一位专家，帮我解决问题；又将实验室里准备拆去的一台旧的大气型静电加速器转给我作试验用。后来1986年我国原子能研究院从美国购买的串列式静电加速器就是屈润普教授他们公司供应的。
     赵忠尧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加速器实验室呆了半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学习离子源的技术，我转去华盛顿卡内基地磁研究所访问半年。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工作，学习的环境也很好。当时，毕德显先生正准备回国，我挽留他多呆半年，一起继续静电加速器的设计，并采购电子学及其他零星器材。毕德显先生为人极为忠厚，工作踏实，又有电子技术方面的实践经验，对加速器的设计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半年以后，为了寻觅厂家定制加速器部件，我重返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线研究室。因为我对宇宙线研究有兴趣，该研究室主任罗西(B.Rossi)人又很和气，欢迎我在他那里工作。罗西教授是意大利人，他很了解我的工作。1952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高能粒子》中就引用了不少我拍的云雾室照片。我当时联系定做加速器的各种部件，需要打听情况，麻省理工学院附近有好多朋友可以帮忙。由于这些难得的有利因素，我决定暂时留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结束采购器材的任务。加速器上的机械设备，都是特种型号，每种用量不大，加工精度要求又高，好的工厂很忙，不愿接受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小交易。我为此奔走多日，有时一天要跑十几处地方，最后联系到一个开价较为合理的制造飞机零件的加工厂。这样，加速器运转部分，绝缘柱及电极的制造总算有了着落。与此同时，还替中央大学定制了一个多板云雾室，并且买好了与此配套的照相设备。加上核物理实验及电子学器材，都是用手头那点钱购置的。这段期间，我曾在几个加速器、宇宙线实验室义务工作，以换取学习与咨询的方便。我的义务劳动也换得了一批代制的电子学仪器和其他零星器材，节约了购置设备的开支。
     赵忠尧说，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件前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1948年冬季，我结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托的购买简单的核物理实验设备的任务，按原来预计即可回国。但那时国内局势剧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局的变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势平定之后，回国参加和平建设。再则，那时核物理是战争中崛起的新学科，个人对于加速器上的实验亦没有经验，因此决定在美国再留些时间，多学些必要的实验技术，以备随时回国。十余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攻博士学位，有不少师友，因此与他们相商，在加州理工学院短期从事研究工作。这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两台中等大小的静电加速器，具备研究核反应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谱仪，正适合我们初学者作借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开洛辐射实验室工作了近两年。一日三餐十分省俭，工作时间常达16小时以上。在将主要精力用于定制设备的同时，我也抓紧时间在宇宙线及质子、α核反应等方面开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终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地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为那几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宝贵机会而惋惜，但更为自己的确把精力用在了对祖国科学发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个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首先对国家有用。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间尚未断绝的通航时期，赵忠尧在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想把那批花了几年心血定制的加速器部件及实验器材运回国内。赵忠尧并不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其实早已盯上了他，他们找到船上，打开他的三十多个木箱仔细查验，又去加州理工学院反复盘问。多亏几位教授作证，核实他本人和这些器材并非敏感战略物资，才算是放了一马。
     但是，太平洋的风浪其实最不太平，赵忠尧的回国旅途真可谓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钱学森夫妇等一起登上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同船的还有傅鹰、邓稼先、涂光炽、庄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学者。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八百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下来，钱学森本人也被说成是毛的间谍被关到特米那岛上——在那里，看守人员夜晚每隔十分钟就开一次电灯，使钱学森无法休息。赵忠尧也受到了盘查，几十箱东西全被打开。幸好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将其中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中国了，其余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随意装箱，也查不出什么来。船放行后，在海上颠簸数日，眼看就要到达祖国了，但谁也没想到，船经日本横滨时，他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沈善炯和罗时钧突然遭到了驻日美军的扣留。
     罗时钧说，9月12日早晨，船上广播要求我们调整床位。带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拿着名单警告说，你们看这船上有一百多个中国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为什么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钱学森，你们都知道的吧。接着就强迫我们到厕所脱了衣服，把我们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等重要东西全部扣留。美国人还威胁我们说，要么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要么就在日本坐牢。我们没有选择前两个，就被关进东京下野曾经囚禁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剃成光头，身上洒上六六六粉，还都一一编了号，吃了不少苦头。
     巢鸭监狱有一个叫做中国犯人部的地方，这里关的都是中国人。牢房共11层，中间空着，便于监视。赵忠尧和沈善炯分别被关押在第二层，罗时钧则关在他们对面。他们在监狱里经过时曾看到了日本战犯，冲着他们喊支那、支那。三个中国人心里非常愤恨，因为这些二战战犯都已经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娱乐，他们却不行。
     金荫昌说，我和唐冀雪带着我们6岁多的儿子也一道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是一个早晨，没靠码头，但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当时我们刚醒来，听见人声嘈杂，说是赵忠尧、沈善炯和罗时钧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随船追踪的人带到船下一个小艇，不知驶向哪里去了。
     赵忠尧和沈善炯、罗时钧被关起来后，起初也不审问，每天早晨只给他们指定一个地方，可以出来走走，三个人也可以谈话。平时下午也有放风的时间，三个人就在这些时间里考虑对策。后来他们慢慢知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进入朝鲜，中国这时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成了敌人。以后在关押赵忠尧的屋子里，还关了一个小偷进去。赵忠尧以前学过英文、德文和法文，和这个小偷关在一起后，他又学了日文。屋子里两边有个木板，一条破毯子，中间放个马桶，每天送饭，完全按犯人的待遇。赵忠尧抗议说为什么关我们？美军说是华盛顿决定的，我们无权处理。有一天把他们三个人关到一间空屋子，让他们面对墙站着，赵忠尧听见宪兵在后面拉枪栓，心想这回悬了，要命了。
     这期间，台湾的国民党派人来看他们，叫台湾驻东京使团，团长是何世澧，秘书长为陈延炯。陈延炯找他们谈，向他们提出两条路，一条路是回美国，继续做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另一条路是回台湾，那里一定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让他们选择。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发来电报，聘他们三人为台湾大学教授，要他们考虑。因为赵忠尧他们都是蒋介石政府出钱派出去的，自然也不希望他们落到共产党手里。
     第一次会见时，他们三个人都在一起，到后来才分别谈话。赵忠尧表示，我们回去只是教教书，别的没什么。
     赵忠尧在日本被美军扣押的消息，没多久便传回了国内，家里上上下下自是十分着急。他的女儿赵维志刚刚高中毕业，几乎就在赵忠尧被关的同时考取了南京大学，在俄语系学习。赵维志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就说要回来了，老是写信给我妈，说移民局刁难他，这不行那不行，反正总是阻拦他。8月份拍了个电报，说上了威尔逊号海轮回来，大概9月份到上海。可过些日子船到上海以后，一百多个留学生都下来了，却少了三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姓沈，一个姓罗。周恩来代表外交部提出抗议，吴有训联合198名科学家提出抗议，还有人民团体和各界科技人员纷纷提出抗议。我给我爸爸写信：亲爱的爸爸，你回来吧，妈妈等你回来，弟弟妹妹等你回来，全国人民等你回来。没想到，爸爸在日本被关期间，所有的信件都被一封封地检查，看到我的信就发现了问题，说：你女儿写的信，我们麦帅(麦克阿瑟)看了非常生气。因为我在信中骂了美帝。
     栾中新说，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做秘书，赵忠尧到日本时被驻日美军扣押了，国内的人都很着急。郭沫若亲自写信给世界和平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向美国提出抗议，希望全世界科学家支持赵忠尧及时回国。因为赵忠尧被扣押，和家里的经济关系也断绝了。郭老知道这事以后，找人核定了一下假如赵忠尧回国以后应该给他定什么级别的工资，这样定了以后就把工资的一部分提早给了他的家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9月24日，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致电美国总统，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在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国内科学界的质疑和抗议声中，赵忠尧他们被扣押58天之后，回到了祖国。回家以后，赵忠尧对妻子说，我再也不穿西装了。他找出以前常穿的那个大褂，然后到原来中央研究院门口照了一张全家福。
     除了一台电子加速器，赵忠尧还带回来很多金属材料、塑料、釉质、电子学零件、有机材料等等当时国内都还没有的33箱东西。他还带回来一套进行宇宙线研究的多板云雾室，这是他在美国利用人家的多板云雾室仿制的一个，后来交给了王淦昌。
     李政道说，赵忠尧先生192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就发现了正电子，后来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研究的安德逊因为观测宇宙射线中的正电子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其实赵忠尧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

中国处置"毒奶粉事件"一直回避核心问题：政府的过错是什么？谁应该承担领导责任？
   河北省生产"毒奶粉"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有资金控股企业，公司内设有中共党委，党委书记由中共地方党委委派，党委书记兼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这个著名企业同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
   两年前，一家新西兰公司购买了三鹿公司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近日新西兰总理已证实：早在今年8月，新西兰政府部门就告知河北地方政府，三鹿牌婴幼儿奶粉含大量有毒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河北地方政府未作任何回应。不得已，9月8日新西兰政府官员直接把"毒奶粉"情况通知中国中央政府。这是"毒奶粉事件"的关键环节。
   "毒奶粉"毒到什么程度？按照中国官方日前的"计算标准"：婴幼儿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的"安全阈值"应为每公斤15毫克，而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最高达到每公斤2563毫克，即相当于"安全阈值"的171倍！当然，所谓"安全阈值"本身就是一种粉饰灾难的幌子。任何奶粉中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唯一的"用途"就是能够虚假地提高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指标。
   面对如此之毒的"奶粉"，河北地方政府的过错是严重的：对外国政府的 "毒奶粉"通知置之不理；对"毒奶粉"的生产和销售不立即进行清查、封存、召回、停产；不对违法向原料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人员及时采取制止措施，也不对 其中涉嫌犯罪者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不立即向消费者公开通报"毒奶粉"问题，也不立即对食用"毒奶粉"的婴幼儿的致病形势展开调查并提供医疗救助。
   河北地方政府的过错造成的恶果是：迄今已有3名婴幼儿中毒死亡，六千多婴幼儿因中毒而接受治疗。
   From 人物
   图为胡春华上任之初承诺要接受媒体监督
   河北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是谁？前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
   1989年春天，当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头戴军用钢盔指挥镇压藏民抗议时，胡春华是他身边的得力工作人员，从此得到胡锦涛的政治信任和快速提携。这个45岁的河北省长在"毒奶粉事件"中再次显露了对人民生命的冷漠无情。
   胡春华丝毫不准备为"毒奶粉事件"承担领导责任。
   三鹿公司的"毒奶粉"不仅为害河北省，而且销往很多省市，为害中国大陆。三鹿公司的"毒奶粉"还远销香港、台湾，引起那里人民的恐慌和愤慨。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事。中国的中央政府必须妥善处置这个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中国政府分管卫生工作和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是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他也是处置"毒奶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新西兰政府9月8日（星期一）将"毒奶粉"情况直接通报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6天以后，即9月13日（星期六）才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9月13日不但是常规休息日，而且是中国的中秋节：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关均不办公，官员都回家吃月饼去了。谁来响应这个"响应机制"？滞后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机制"同主管人李克强有直接关系：他一直力图淡化"毒奶粉事件"，一拖再拖，在国内外的强烈压力下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姗姗来迟地启动"响应机制"。这是李克强的严重失职过错。
   李克强在主持处置"毒奶粉事件"中，不去医院看望中毒患病的婴幼儿，不去慰问中毒死亡的婴幼儿的父母，不去实地检查三鹿公司的整顿情况，甚至不就处置问题公开发表言论，其目的都是力图淡化"毒奶粉事件"。
   李克强为什么千方百计淡化"毒奶粉事件"？
   早在1983年，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李克强，就对响应"党的号召"自愿赴西藏工作的北大应届毕业生胡春华大有好感。1997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与胡锦涛共同策划，把当时的中共西藏山南地委副书记胡春华调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为推进胡春华的"政治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7年秋天的中共 "十七大"，否决了胡锦涛试图推出李克强做"接班人"的计划，为此整个共青团帮派极其沮丧也极为紧张。胡锦涛又把目光放在了未来的"第六代领导人选"。 "十七大"后，他匆忙将仅仅担任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调任河北省长，意图是"捷足先登"地让胡春华有"政治资历"在2012年的"十八大"进入中共领导层，进而使胡春华成为"第六代首领"，实现共青团帮派在第五代领导人之后的"跨代接班"，以挽回李克强无法在第四代领导人之后"接班"的失败。
   这就是李克强千方百计淡化"毒奶粉事件"以便"保护"胡春华的真实原因，这就是胡锦涛回避让胡春华承担"毒奶粉事件"的领导责任的真实原因。
   9月8日一天内发生了两个特大安全事件：山西省的尾矿库溃坝造成至少259人死亡；新西兰政府通知中国政府河北省生产"毒奶粉"。9月14日共青团帮派分子、山西省长孟学农被迫辞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另一个共青团帮派分子、河北省长胡春华被追究"毒奶粉事件"的领导责任。因为对共青团帮派来说，45岁的胡春华比59岁的孟学农更重要、更有"前途"。这就是胡锦涛、李克强的帮派政治"技巧"。他们的帮派政治是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以婴幼儿的健康为代价，是以丑化中国形象为代价。
   然而，我确信胡春华无法成为"第六代首领"。随着李克强失去"第五代首领"的梦幻，随着胡锦涛政治影响力的不断衰退，共青团帮派面临的是清扫"帮派毒奶粉"的未来前景。
   2008年9月16日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我爸一位同学的名字叫林甜润，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被叫做硬咸干。因为林（粤语软的意思）对硬，咸对甜，干对润。

同理，高晓松给自己创造的一个虚拟人物取名为矮大紧。

反过来，粤语中有不少避讳/讨口彩的例子，猪肝叫猪润，丝瓜叫胜瓜（正宗广州话里丝音近“输”，广州往北一点，比如清远话，“丝”和“输”就几乎完全一样了），当然了，苦瓜只能叫凉瓜，总不能叫甜瓜吧。。。

空屋出租必须叫吉屋出租（因粤语里空与凶同音之故），以前广州的餐厅的规矩是给客人上一碗清汤，不管他点没点菜，那些来蹭汤喝的，就叫混空汤，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个说法后来演变成了“混桔”（粤语里桔与吉同音）。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比如设想一下在商店内衣区，售货员很热情地打招呼说：小姐，来买桔罩啊? 顾客肯定会很生气。。。心想：

什么眼神，哪里是桔子嘛，明明有乒乓球大小。。。。

7月在家看了港姐决赛，北姑还是王道

某个环节的背景音乐，是The Ting Ting's的That's not my name

佩服负责给港姐决赛准备音乐的人，够与时俱进的

因为这个乐队很新，没记错的话是08年5月才发行的这首单曲，我第一次听到就是5月初在英国

之所以时间比较确定是因为我的两位同事当时觉得很难听，5月中他们就离开单位了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难听，但却忍不住一听再听。。。。

看过这个乐队的现场表演，很有自己的一套，这首歌有机会成为经典——看看youtube上的点击率就知道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UX0p7uAW2s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14日报道，4名美国女子先后通过一名匿名捐赠人----“捐精者66号”的捐赠精子怀孕生下了6名儿女，3年前，这4个母亲通过一家捐精者孩子寻亲网站相识。如今，这4名母亲和6个孩子已经组成了一个家庭俱乐部，戏称作“66号俱乐部”。
    通过捐赠精子怀孕
    现年54岁的苏珊・森克和丈夫生活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附近，由于苏珊的丈夫患有不育症，18年前，夫妇俩决定使用精子银行中的捐赠精子来生儿育女。

    "捐精者66号"的6名儿女
    苏珊选中了一名代号为“捐精者66号”的匿名捐赠人的精子。根据精子银行的描述，“捐精者66号”长着一头金发，拥有蓝色的眼睛，受过5年大学教育，在医院从事外科助手的工作。
    苏珊进行人工授精后，很快就怀上了身孕，并在18年前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贾斯汀。
    上网查找捐精者身份
    当儿子贾斯汀长到15岁时，苏珊和丈夫决定告诉贾斯汀他的身世秘密。贾斯汀对自己的“生物学父亲”----“捐精者66号”的真实身份感到相当好奇。于是苏珊和丈夫开始登录一家捐精者寻亲网站，试图查找相关信息。令苏珊意想不到的是，她没有查到“捐精者66号”的真实身份，反而发现了三位母亲通过“捐精者66号”的捐赠精子孕育诞生的5个孩子，第二年兄弟姐妹团聚。
    6名兄妹连怪癖都一样
    由于都孕育自同一个父亲的精子，他们的外表长得非常相似，他们拥有相同的笑容，相同的金发或淡褐色头发，拥有相同的健康肤色。甚至连一些怪癖都一模一样。
    这6名拥有同一个匿名捐精人父亲的兄弟姐妹现在已经组建了一个家庭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共同参加生日派对甚至一起庆祝圣诞节。
    6名兄弟姐妹都想知道“捐精者66号”的庐山真面目，不过，除非捐精者自己愿意透露更多的私人信息，或主动和他们联系，否则6名儿女几乎不可能知道他们生身父亲的真实身份。
    一“超级父亲”有46个孩子
    据悉，捐精者孩子寻亲网是在8年前由一名叫温迪・克拉默的女性创办的，它是一个专门致力于帮助匿名捐精人的儿女寻亲的网站。从它创建以来，来自十多个国家至少22000人纷纷登录这家网站查找。
    一些精子捐赠人甚至通过这家网站和自己的生物学儿女相认，譬如“捐精者150号”杰弗里・哈里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周捐出2份精子样本，每月获取400美元的报酬，他迄今已经捐出了至少2000多份精子样本。一年半前，哈里森通过这家网站，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6名“生物学儿女”，并已经和他们分别见面。
    目前捐精者孩子寻亲网已知的最高记录是，有个男人通过捐赠精子拥有了46个孩子。

转贴八卦新闻虽过瘾，久未动手写文章还是会技痒，这才知道本雅明的愿望“靠引语写成一本书”也并非偷懒的想法。

大学毕业的7月份，出国没有消息，宿舍赶人，幸好有大一的刘寅兄弟接济安排在他们46楼2层的宿舍。当时室友只剩下一位叫崔霄的同学，他的名字确保了我这几年后还能记得这段经历。崔霄同学陕西人氏，学习勤奋，生活规律如清教徒，烟酒不沾，涵养极好，和我同住的那一段时间容忍了我许多恶习。这篇文章题献给他。

作为一种性行为的吹箫，其最早的西文名字和音乐确实渊源极深。十一世纪，意大利Arezzo城有一位本笃会(Benedictine被翻译成本笃会，这也解释了现任教皇Benedict XVI为什么被翻成本笃十六世而不是本尼迪特十六世)修士叫Guido，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音乐理论家，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发明了四线谱记谱法。

在Guido之前，欧洲用的是纽姆(Neumatic)记谱法，顾名思义，现实中的纽姆记谱法就是扭来扭去的线，标在唱词上方，提示唱者大概音高。 这样的方法没有办法准确记谱，只能提示唱者回忆起熟悉的乐谱。Guido发明了四线谱后，进而将音阶命名为：Ut, Re, Mi, Fa, SOL, La，Si。这几个名字是来自一首献给Saint John的拉丁赞美诗的第一节：

Ut queant laxis

resonare fibris,

Mira gestorum

famuli tuorum,

Solve polluti

labii reatum,

Sancte Ioannes.

为什么后来变成了Do而不再用Ut，我不知道。但在Guido之后，Do出现之前，比Do低一个音高，在拉丁文里是Gamma-ut。其实对于一个广东人，Gamma-ut很好理解：粤语里的Gam，是按的意思，Gamma-ut者，就是把ut再按下去一点。男人们将女人（或者男人？）的肩膀往下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读者诸君都心中有数——18世纪的法国人也一样，所以18世纪一部名叫Le Libertin de Qualite的色情小说中，吹箫的说法用Gamahuche一词指代，后者正是来自Gamma-ut。

回过头来看那首给Saint John的赞美诗，翻译成英文是So that we servants can resound the wonders of your deeds with loosened vocal chords, purge the guilt from our polluted lip.

Polluted lip！神奇吗？

但是，性间谍行动并非每次都能顺利成功，意外情况也经常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性间谍引诱、讹诈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未果事件。60年代，苏加诺在访问莫斯科时，克格勃在从雅加达起飞的总统专机上，以空姐的身份，安插了几位年轻漂亮的性间谍引诱他，并在莫斯科他下榻的宾馆中，利用事先藏在镜子后面的2部录像机，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胶卷，从各个角度拍摄了他们性活动的全过程。但是，在克格勃出苏加诺播放了有他参与的性爱录像，威胁他与苏联合作反对西方时，苏加诺却坚持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为他提供的特殊礼物，并要求再送他6盘复制的录像带，带回国内放映，他解释称，“当我的人民看到我这样的时候，他们会为自己总统的行为感到骄傲的。”

（BBC）報導
24歲的英國女子阿曼達．曼蒂因在私人派對中與37歲的前男友傑夫．瓊斯爭執，憤而用手扯下瓊斯的睪丸。曼蒂後來被法官以重傷害罪名判刑兩年半。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曼蒂在這場派對結束時向傑夫求愛遭拒，因而勃然大怒，出手將瓊斯的左睪丸扯下，之後她還試圖將這睪丸吞下，但吞不進去，又吐了出來。英格蘭利物浦刑事法院法官詹姆士在審理本案時表示，曼蒂的犯行是「很重的傷害罪」，況且，曼蒂並非在自衛情形下作出此舉。
曼蒂跟瓊斯原本舊識，但到了去年5月底兩人到瓊斯住處參加派對時，卻因細故吵了起來。瓊斯表示，曼蒂開始「大力拉扯」他的下體，他的底褲因此掉下來。他說，他發覺自己全身赤裸，而且痛得要死。
在場的瓊斯友人說，他看見曼蒂拿起睪丸就往嘴裡吞，因為吞不下才一口吐到手上。他一把將睪丸搶過來，交還給瓊斯。面對著這麼一個撕裂的睪丸，群醫束手無策，無法縫回去。 　
在呈交給法庭的自白書中，曼蒂表示，她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遺憾。她也無法解釋這一切。

近日，韩国女星张娜拉在博客上记录了她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次见面，并称对她来说，是很难忘的一天。虽然博客文章不长，但却引发众多网友跟帖热评。她在博客中写道：
     这一天（8月25日）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访问韩国的日子，韩国总统在总统官邸青瓦台举办了欢迎晚宴。胡锦涛主席和李明博总统出席了晚宴，当晚到场的有近200位贵宾，而我有幸参与了当晚的演出，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忘的一天。 (博讯 boxun.com)
     在登台演唱完一首韩国歌曲《海市蜃楼》之后，我用中文对胡主席说：“祝贺北京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同时预祝残奥会圆满成功，奥运会的成功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接下来用韩语说：“成为歌手是我一直的梦想，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够在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面前表演，我感到很荣幸”。接着用中文说：“接下来，我为主席演唱一首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演唱结束后，胡锦涛主席登上舞台跟我握了手。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马上用中文对胡主席说：“见到您很高兴。”随后主席慈祥地笑着用韩语说：“谢谢（甘萨哈尼达）。”没想到胡主席会说韩语，更让我惊喜得有些不知所措的是，胡主席接下来还用韩语对我说“擦拉尼”（我爱你）！这虽然可能是一句玩笑，但太让我感动了。更让人惊喜的是胡主席的韩语发音相当准确。我这是第二次见到主席，给人感觉很亲切，比电视上看起来还要年轻